Eric's Story

当事人：埃里克。23岁。自6岁时起被寄养家庭的男主人性侵犯，并在后来为数位男主人的朋友、一位社会服务老师所侵犯。 当我第一次到我的寄养家庭时，我还很小。我不记得我妈妈。她就像一只发烧的猫，一个婊子。她生孩子就是为了把孩子扔掉。即使我根本不了解她，那也无所谓；反正不管怎样我都恨她。她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让我悲惨度日。我爸爸也不比她好到哪儿去。我不了解他，我也不想了解他。 我在寄养家庭逐渐长大，我所受到的虐待也从那里开始。那大概是从我六岁的时候起。寄养家庭的男主人会趁他老婆外出的时候和我做爱。他说在同龄的孩子里，我的阴茎格外漂亮，我表现得格外好……有时，他会把他工作上的朋友带回家来。我也不得不和他们做同样的事。作为回报，他们会送我一些小礼物。我曾一度对此不再感到愤怒。我只是做了他们想要我做的事，所以他们不会责备，也不会惩罚我。我尝试尽量不去想那么多。一段时间后，你就会习惯这些事了。 当社工怀疑可能发生了些什么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到了一个集体教养院去。那时我差不多十二岁了。我已经很习惯于和男人做爱，估计这一点也多少有些迹象表现出来，我不清楚。在那儿有个老师总是盯着我看，我能感觉到。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发生些什么，但有时候，对，事情会越线。作为回报，他也会给我一些特殊优待。我保持了沉默。我告诉我自己，所有男人都一样：他们都只对屁股感兴趣。 可能，我甚至开始感到乐在其中了。因为只有在我和人们性交的时候，他们才会注意到我。你不用花多长时间就能掌握这点。但我不是基佬。我不认为我是。我实在太喜欢女人了。如果我和她们之间不经常发生些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我会尴尬——大多数时候，也是没机会。然后我也不会现在就去找个女孩，因为我的表现会又蠢又天真。 有一次，我逃出了教养院，然后我遇到了一个女孩。我们最后去了一家汽车旅馆，花光了我们的钱。我和她上了床。那是我的第一次。我挺紧张的。我用了药。我太想做了，可还是没能做成。我很失望，女孩也是。之后我又试了一次，但也没比这次好到哪儿去。自那以后我就不和女孩一起外出了。 我离开教养院后，我没能找到适合的行当，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最后我在街头遇到了个男的，然后和他住到了一起。我不工作。我用我的“好意”来支付他，直到我们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我又回到了街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男妓。这是我唯一会的——唯一的我懂的行当。因为我从六岁起就开始和男人做爱了。 在这个领域，事情总是顺顺当当的。有时候我遇到的男人如果很喜欢我，他便乐意照顾我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把自己卖给别人。其他时候，我没什么选择：我得赚钱，尽我所能地赚钱。一周七天，我每晚都在拉揽恩客。我没数过，但我这五年肯定睡了有几百个男人。我有一些常客，我总是找些相同的对象。恩客们信任我，知道我是干净的，知道我还没从里到外烂透，所以他们的钱会花得很值。 当我和一个摄影家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拍些色情照片。每次我在杂志里看到自己，我都会笑。有一次，我发现我自己遇到了点麻烦，我就去了同性恋酒吧裸舞。但我忍受不了所有人都来摸我。我有自尊。我不是一个物件。 最近我病得挺明显。可能我感染艾滋了。但我还是照旧过日子，我不想知道真相。反正不管怎样，生活都不值得我继续下去。我抽起了可卡因。不然我根本做不下去。吸屌真没什么好的。如果存在那么些许的喜欢和爱意，或许会好些。我总是告诉自己，有朝一日我会找到一个人，愿意在不跟我上床的前提下照顾我。男人嘛，一旦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就对你厌倦了。 我曾是个好孩子——在我厌倦所有人、厌倦人生之前。我似乎逃不出这泥潭。总会有什么人过来把我再一次推进去。 每当我大概在中午起床的时候，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我会把自己收拾好，然后去寻找恩客。如果我运气好，一天我能找到两三个。我的钱总是不够花，从来没有过余钱。我试过搞个属于我自己的公寓，但实在太复杂了。所以我总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没有固定的住址。 之前，当我在法庭上作证指认侵犯了我的那个人时，律师们说我在说谎。我对他们口出恶言，让他们滚蛋。结果我被赶出了法庭。被告人说不定都在嘲笑我。最后他的判决简直轻得可笑，被关进去以后几乎是立刻就被放出来了。这世界上没什么正义可言。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连屁都不是。 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你们在对这个课题进行科研。估计你们完成研究的时候，我都已经死了。我没有家庭，没人可依赖。我就算死了，也不碍别人的事。但你们可以告诉整个世界，我也想要有一个真正的家庭，真正地被人所爱，而不只是因为我的屁股。事到如今，我甚至说不出口说我是被侵犯了，因为事情更像是我一直追在男人后面跑。如果我有艾滋病，还顺便传染给了这些男人们的话，大概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总是像苍蝇一样绕着年轻人，对他们图谋不轨的人了。 (Eric's Story, from: Don't Tell: The Sexual Abuse of Bo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