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肖斯塔科維奇：作曲家子女與友人訪談錄

1. 佳琳娜： 在我們鄉間別墅的大門外，停著一輛紅色的小車。母親與父親把行李箱搬進車裡，我和弟弟馬克西姆看著他倆。我雙手抱著個巨大的娃娃——這是我最近才收到的禮物，我很害怕父母會把它留在鄉下⋯⋯ 這是我最早的記憶之一。1941年夏天，戰爭方興，我們要從科馬洛沃（當時這個地方還在使用它的芬蘭語地名——凱洛麥基）搬回市裡，去我們在列寧格勒的公寓。 接下去的一段記憶，來自同一年的秋天：列寧格勒的一處機場被德國人包圍了。這時我們正和我們的行李一同在飛機裡。飛機很小，裡面除了我的父母，我的弟弟，我，就只有飛行員，大概三四個人。 飛機裡沒有座位，只有光溜溜的地面和木箱子。我們被禁止坐在木箱上，所以我們坐在行李箱上。飛機頂上的蓋子是透明的，有一個飛行員站在它下面。這個飛行員一直在四下觀察。他警告我們：如果他揮手，所有人都必須趴倒在地。 馬克西姆： 我們乘一輛黑色的艾姆卡去往機場，這是我父親自己的車。他記得在那裡，在我們位於列寧格勒的博爾塞納普什卡爾斯卡婭街（Bolshaya Pushkarskaya St.）的公寓附近，我們上車的時候，我第一次清晰地發出了「r」音。在那之前我都發不出來的。當時我轉頭問我的父母：「要是德國人炸炸炸我們怎麼辦！？（А вдруг немец нас как т-ррр-ахнет）」 飛行途中，我朝窗外看，看到了下方的閃光⋯⋯我問：「那是什麼？」他們向我解釋說，那些是試圖向我們的飛機開火的德國人。 佳琳娜： 我們在莫斯科附近的某處森林降落，那裡有一間簡陋的小屋。我們的飛行員開始砍樹，用樹來遮蔽他們的飛機。我們則在那個森林附近簡陋的小屋裡過了夜。 之後我們住進了莫斯科酒店。這事我記不太清了。不過我記得我們去了一個商店，馬克西姆和我買了新玩具，以代替那些被我們留在列寧格勒的玩具。 指揮家鮑里斯·哈伊金： 「⋯⋯1941年10月，我住在莫斯科酒店。防空警報頻繁響起，敦促我們去往這棟高大酒店的地下室。我就是在那裡和他們見面的——肖斯塔科維奇和他的妻子尼娜·瓦西里耶夫娜，還有他們的兩個小孩。地下室又濕又冷。誰也不知道防空警報具體會響多久。肖斯塔科維奇不間斷地在地下室踱來踱去，反反覆覆自言自語：『萊特兄弟，萊特兄弟，看看你們幹了什麼，你們幹了什麼！』」 佳琳娜： 我們一家又從莫斯科取道去了古比雪夫落腳。我們乘火車去，路上我們丟了兩個行李箱。這事我還記得。 馬克西姆： 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圖良與我們一同被疏散，許多年後他告訴G.M.施涅爾松，火車定員四十二人，可實際上車廂裡塞了上百號人。當時有爬個上了三號車的人，別人花了好長時間才說服他讓出空來給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肖斯塔科維奇和她的孩子。B.E.哈伊金還說他記得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看上去很消沈。原來他裝了第七交響曲手稿的行李箱在上車的時候不見了。幸運的是，後來行李箱又找到了，他們在混亂之中，把這箱子扔進了下一個車廂裡。 佳琳娜： 我們最初在一棟學校的大樓裡落腳，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還有藝術家彼得·威廉姆斯一家，不過很快我們就被分到了一處單獨的房間。 藝術家尼古拉·索科洛夫記得肖斯塔科維奇說過這樣的話： 「您看，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當我在莫斯科和一群人爬進一間昏暗的車廂，那時我覺得自己簡直身處天堂！⋯⋯但隨著車程進入第七天，我又覺得已經像身處地獄了。接著他們把我安置在學校的教室裡，甚至還有毯子，我的行李箱就在我身邊，我又一次覺得自己來到了天堂，可三天過後，這樣的境況開始令我疲憊不堪：你不能脫衣服，周圍到處是陌生人⋯⋯我又開始覺得自己待在地獄。可隨後他們把我安排到了一個單獨的房間⋯⋯所以呢？過了一陣，我覺得現在我需要一架鋼琴。他們給了我一架鋼琴。一切似乎都很好，接著我又想：『這就是天堂啊！』但我開始注意到，單獨的一個房間住了這麼多人，我工作還是不方便：孩子們會打擾我，製造噪音⋯⋯」 佳琳娜： 在古比雪夫，我們養了一隻毛髮亂蓬蓬的狗，它叫「紅毛」。馬克西姆和我在門口的台階上發現了它，然後——令人開心的事來了！我們的父母允許它和我們同住。它機敏又簡單樸素，是條典型的看門犬。 古比雪夫的生活還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我和我弟弟第一次被帶去聽了演奏會，那是我們父親的第七交響曲首演。在那之前，我們也去了排練，我們的母親記得：馬克西姆跑上了舞台，然後開始指揮，所以他不得不被強制帶去後台。 馬克西姆： 不知怎麼，我不太記得排練的事了。不過我記得演奏會，第七交響曲的音樂進入了我的靈魂⋯⋯第一樂章的入侵主題，某種可怕的、不可避免的東西在迫近⋯⋯加莉亞和我當時有個虔誠的保母，叫帕莎。然後我在夢裡聽見了這段音樂。遠遠地，傳來一記鼓聲，接著鼓聲越來越響⋯⋯然後我從這可怕的噩夢中醒了過來，我跑到帕莎那裡去，她為我施洗，給我讀了一段禱文⋯⋯ 我也還記得加莉亞和我在首演時吃到的糖果。是一種巧克力乳脂軟糖。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到過這種糖。 佳琳娜： 戰爭年代，食物非常緊缺，當然，這也是馬克西姆之所以記那塊糖的味道記得那麼清楚的原因。我們作為肖斯塔科維奇的孩子，自然從來沒忍飢挨餓過，但我們的父親一個人要餵那一大群來到古比雪夫投奔他的親戚，這很不容易。 D.肖斯塔科維奇1943年3月1日寄給I.格利克曼的信： 「我的家庭成員都健康，且時刻操著大嗓門討論食物的問題。而我，聽著他們的對話，雖然把對話中許多詞都忘記了，唯獨把以下詞彙記得尤其清晰：麵包、黃油、半千克、伏特加、兩百克、通行證、甜食，以及其他。」 馬克西姆：

還有一個和古比雪夫有關的故事。蘇聯時期，有一些所謂的「關門的」商店和餐廳，這些地方是為有地位的人準備的。那裡的食物和物資都質量上乘，價格低廉。所以我父親說，他在那段時間發現了有一扇門，門上貼著這樣富有深意的聲明： 「從2月1日起，位於此處的開放餐廳將閉門謝客。這裡有一個關門的餐廳。」 2. 佳琳娜： 雕塑家伊利亞·利沃維奇·斯洛尼姆出現在我們房間門口，語氣嚴厲地說： ——孩子們，把我的塑泥還給我。 馬克西姆和我覺得很丟臉，很快把塑泥的碎片收集起來，還給了它的主人⋯⋯ 那時候，斯洛尼姆正在為父親製作塑像。在工作告一段落後，他將自己的作品藏進了一個紙板箱，然後把箱子放在了父親的鋼琴下面。當時沒有給孩子玩的塑土，所以馬克西姆和我就偷偷爬進箱子，從那兒偷了一點出來⋯⋯當然，我們以為那位雕塑家根本不會注意到這麼點損失，但我們想錯了。這事最後就在我們的丟人現眼，以及我們父母最嚴厲的訓斥中結束了。 馬克西姆： 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們用那些塑土幹了什麼。我們從父親的桌上拿了鉛筆，把塑土粘在鉛筆尾部，粘厚厚一圈，就像香腸一樣。不過最後粘出來的東西看著像個雞腿。我們就是管它叫這個名字——雞腿。然後我們把這些雞腿扔出去，讓它們粘在牆上⋯⋯ 伊利亞·斯洛尼姆： 「肖斯塔科維奇邀請我去他的工作室。裡面有一架鋼琴，一張有墨水池的桌子，一把椅子，這就是全部傢俬⋯⋯在我到那裡之前，他在工作⋯⋯然後我向他道歉。『您完全沒打擾到我，我在工作時，沒人能打擾我。』肖斯塔科維奇說。那時我以為他這麼說只是出於禮貌，但我記得我見到過這樣一幕：肖斯塔科維奇坐在桌前工作，而他的兩個孩子（一個四歲，一個六歲）在整個屋子裡翻跟斗（而且坦白說，你不光能看見他倆，你也能聽見他們的動靜）。接著發生了下述對話： ——爸爸，爸爸！ ——嗯？ ——爸爸，你在幹嘛呀，爸爸！ ——寫東西。 三十秒的安靜之後。

——爸爸！你在寫什麼呀，爸爸？ ——音樂⋯⋯ ⋯⋯我們與他交流的整個過程中，他沒有一秒鐘是安坐在椅子上的，他時不時就要離開房間，然後再回來。」 3. 佳琳娜： 一個怒氣沖沖的人把身體探出窗外，衝我們兩個孩子大吼： ——我要割了你們的耳朵！⋯⋯我會向你們父母告狀！我不想見到你們在這兒！ 這個人是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普羅科菲耶夫。我們經常在他的窗戶外玩耍，吵鬧，妨礙他作曲。 這事發生在1943年夏天的伊萬諾沃，或者說，發生在這座城市近郊的作曲家創作休閒之家。那裡有格里諾村，村里有69號家禽農場。就是在這裡，這棟建築被安排給那些聲名顯赫的音樂家居住，以免他們在飢荒的戰爭年代遭逢飢貧。 以前在格里諾有個莊園——一棟莊園，一個公園，還有馬廄，和一處穀倉⋯⋯我講述的那個年代，住在那裡的除了作曲家、演奏家、音樂學家，還有馬、牛、豬，和許多雞⋯⋯周圍則是一片森林，還有草地，原野，哈林卡河⋯⋯ 1943年起，我們一家就住在了那裡，住了很長時間。我有一本相冊，裡面的照片是我媽媽拍的：我父親和我在一個大乾草堆上；父親雙手抱著一隻小豬；馬克西姆和我在草地的花叢間⋯⋯ 馬克西姆： 我記得很清楚我們戲弄普羅科菲耶夫的事。他住在主樓的石頭房子裡，他房間的窗戶是大敞的。我們慢慢接近那裡，然後開始大叫： 「謝爾蓋·謝爾蓋奇，嘚啦——嗒——嗒！謝爾蓋·謝爾蓋奇，嘚啦——嗒——嗒！」 緊接著一個鎮紙，還有其他一些東西就朝我們飛來：「我要割了你們的耳朵！」那吼聲還在我耳邊迴響呢。 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圖良談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八交響曲： 「我記得他創作這部作品的時候，他有一間小屋，裡面塞了一架鋼琴。奇怪的是，直到他寫完整部作品，都沒人聽見他的『書房』傳出過一點鋼琴聲響。他用來書寫的是一張被釘在牆上的小桌子，他幾乎沒碰樂器，只是寫。」 馬克西姆： 我記得我父親坐在一把高椅子上。那裡是一個排球場，休閒之家的住戶們在擊球，而肖斯塔科維奇當裁判。 作曲家尼古拉·佩科： 「我們這些年輕作曲家，都住在一棟大房子的一個公共房間裡，用床單與餐廳分隔開來。每到下午五點，一分不差的時候，就會有人掀開床單，接著D.D.（肖斯塔科維奇）從縫隙間探出頭來，用英語說：『It is time to play volley-ball.』接著他還會加上當時的體育實況轉播員瓦吉姆·辛亞夫斯基最愛說的一句話：『比賽將召開，風雨無阻！』」 馬克西姆： 住在格里諾的作曲家被按照才華，以及他們在蘇聯音樂界所處的地位劃分為三類。當時有這樣一個規矩：每個人在離開休閒之家的時候，都會收到雞蛋——分別為50個、40個，或者30個。收到雞蛋的數量嚴格取決於這個人被劃分為哪一類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當然是屬於第一類的，但如果有被分到第三類的同事和他正好同時去領雞蛋的話，他會覺得難為情。 還有個細節。要去格里諾村，你得在火車站下車，這個車站叫伊萬諾沃分揀車站（Иваново-сортировочная）。所以S.S.普羅科菲耶夫從那兒寄信的時候，上面會寫：伊萬諾沃廁所（Иваново-сортир）。 【сортир於此處原本為分揀車站（сортировочная）的簡寫，而該詞同時也有屋外廁所的意思。】

4. 佳琳娜： 我們幾個女孩走到房間中央，然後一齊開口： ——E！⋯⋯ 我們在玩你比劃我猜。我們得把人名——鹿特丹的伊拉斯謨（Эразм Роттердамский/Erasmus of Rotterdam）比劃出來。為了表現這個名字的第一部份，我們一齊把「E」喊了出來。第二部分則是要有某人「摩擦女士的嘴唇（рот тер дамский = роттердамский = of Rotterdam）」。這個某人就是年輕的姆斯蒂斯拉夫·羅斯特洛波維奇，至於被他摩擦嘴唇的那位女士就是我⋯⋯ 這事發生在學校放寒假的時候，也是在69號家禽農場，也即是作曲家創作休閒之家。在那裡，我們一家人見到了這位未來的大明星。羅斯特洛波維奇後來和我們家走得很近，後來也是我們在茹可夫卡的鄰居。 我記得那年冬天，馬克西姆和我從山坡上滑雪下來，當時照看我們的就是羅斯特洛波維奇，是我的父母為他佈置了這樣的任務。 5. 佳琳娜： 馬克西姆和我站在父親的書房裡。他對我們說： ——基洛夫街，21號樓，48號公寓。電話K5-98-72。記住了嗎？重複一遍！你也重複一遍！ 我們剛被帶到父親被分配在莫斯科的公寓。他要求我們記住我們的新家地址和電話號碼。要是我們突然走丟了，不知道這些就無計可施。 我們在莫斯科的第一處公寓我記得很清楚。房子很老，屋頂很高，佇立在庭院裡，正對著主郵政局。 6.

馬克西姆： 廣播裡傳出活力充沛的聲音： ——好！腳分開與肩同寬！第一節⋯⋯ 彼時仍是清晨，窗外是冬季黯淡的天光，而我們——爸爸、加莉亞，還有我——正在一台看不見的鋼琴的伴奏下彎腰擺臂。 我父親總是很擔心我和姊姊的健康，他把我們從床上叫起來，要求我們做廣播操。我記得很清楚，我甚至還記得那些廣播節目的播音員姓什麼：戈爾傑耶夫。 佳琳娜： 哪怕在戰前，在列寧格勒，我們也已經在接受著名兒科醫生亞歷山大·費堯多羅維奇·圖爾的診療服務。他到莫斯科以後，還是會來我們家，仔細地為我和馬克西姆做檢查。這個醫生無論推薦什麼，我們的父母都會嚴格遵守執行。所以，在亞歷山大·費堯多羅維奇的建議下，父母給我們買了自行車。 7. 馬克西姆： 樂團安靜了下來，指揮轉頭看向我們。 「非常好，非常好。」父親一如既往急急說道。 接著，第八交響曲的排練繼續了下去。 那是1946年春天，在列寧格勒。那時我還小，但父親還是帶我去了一次排練。這次排練我終生不忘。葉夫根尼·亞歷山德羅維奇·穆拉文斯基站在指揮台上，而我看著他，敬仰他是如何管理樂團⋯⋯之後，那是我第一次下定了決心：等我長大以後，我要當指揮。 我父親受邀去排練的時候，我經常也出席。他很少發表評論。通常他就說那四個詞：「大聲點」、「小聲點」、「慢點」、「快點」。有時他會說得更多，但只當著他信任的音樂家，以及那些能力和天賦不叫他疑慮的音樂家的面。如果是他不喜歡的演奏家，他會用這些話就打發過去： ——繼續吧，繼續吧⋯⋯ 指揮家亞歷山大·高克： 「排練過程中，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總是平靜地坐在（當然，只是表面上平靜）大廳裡。他不允許自己大喊大叫，或者緊張不安，因為他很清楚，排練是學習的過程，而不是正式演出。他總是在排練中間休息的時候發表評論，且措辭很謹慎。只有一次，他在發現了一個錯誤（音符錯誤）的時候走到了指揮台邊，耐心等到這句排練結束後，安靜指出了錯誤所在。他總是非常謙遜。那些要求樂團和指揮第一次排練就做得像一次演奏會那樣好的作曲家在這方面能跟他學到不少。」 合唱團指揮克勞蒂烏斯·菩提查： 「我記得有次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興致勃勃地對我講起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聽力是何等卓越： 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在音樂學院的大音樂廳排練肖斯塔科維奇的交響曲時，排到第一樂章快板部分，站在指揮台上的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轉頭看去，發現作曲家痛苦地皺著臉，匆匆朝他走來：『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說，『第三演奏台上的第二小提琴手，他拉了第一小提琴的音，沒有拉F、升F。』 事實也確實如此。」 馬克西姆： 1962年9月，我父親和我去了愛丁堡參加音樂節。我記得有一場排練，波蘭的樂團演奏了他的第八交響曲。裡面有一段小號獨奏，相當長。樂團成員演奏得很輕挑，並不是作曲家想要的效果。肖斯塔科維奇坐在前排，皺著眉。而指揮卻很喜歡這種效果，他轉頭沾沾自喜地問我父親：「Dobrze（不錯吧）？」作為回應，肖斯塔科維奇也用波蘭語大聲對他說：「一點也不好！（Дуже не Dobrze）」 8.

佳琳娜：

戰後在科馬洛沃，當時那裡還叫凱洛麥基，那裡有芬蘭人修建的寬闊的，稱得上是道路的路徑，此外那裡還有很多樹與樹之間穿梭繞行的窄路。

在自行車騎行時，父親慢慢教我們學會了一種有涵養的舉動。比如，每次要轉彎時，他都教我伸出手，指示自己要轉彎的方向。儘管在一片荒蕪又七彎八拐的森林裡，這麼做感覺是過度謹慎了。

9. 馬克西姆： 一個身著破舊、褪色的軍裝的男人坐在我們家房子附近的長椅上。他模樣很可憐。他環顧四周，雙手拿著一塊麵包，嘴裡大口咀嚼。我帶著好奇和隱密的恐懼望向他——畢竟他是個德國人，一個法西斯分子，一個被俘的德國士兵。 這是我對科馬洛沃最初的記憶之一。這個地方1946年還在使用芬蘭語地名凱洛麥基。海岸線高速正在建設當中，建設它的則是德國囚犯。這些囚犯的其中一人時不時會到這裡來，然後到我們住的鄉間宅邸附近，然後，他會懇求施捨，一副非常難堪的樣子。 有次我正看著他坐在長椅上的時候，父親找到了我。他撫摸我的頭，輕聲對我說： ——別害怕，別害怕他⋯⋯他是戰爭的受害者。戰爭為成千上萬人帶去了不幸。畢竟，他被迫從軍，被送往俄羅斯前線，經歷殘酷的殺戮，這些都不是他的錯。他還算走運的，他活了下來，被俘了。在德國，他的妻子還在等他。而他們可能也有孩子，就像你和加莉亞⋯⋯ 我們的父親厭憎一切暴力，尤其厭憎戰爭。有時他會講起一個老的、革命前的軼事。一個城裡的猶太人被招入軍隊，送去了前線。結果敵軍槍聲一響，這人就從戰壕裡蹦了出來，衝正在開槍的德國人大吼： ——您這是做什麼！？這裡有活人呢！ 肖斯塔科維奇在講到這一軼聞的時候既不會面帶微笑，也不會笑出聲來⋯⋯他的臉上流露出一種悲劇性的神色。 10. 佳琳娜： 1946年，我們續簽了在科馬洛沃的別墅的租約，從那以後，每年夏天我們都住在卡累利阿地峽。那裡和我們戰前在博利紹伊大街的房子一樣寬敞。這棟別墅如今也還在。那些年村子裡還沒那麼多人，住著比現在要舒服得多。 肖斯塔科維奇寫給友人列夫·阿爾恩施塔姆的信： 「我生活得很好。我享受自然。哪怕下雨，這裡也很好。我常進城。我在考慮怎麼能發筆橫財，因為我的生計已經無以為續了。習慣了過大手大腳的生活，如今我毫無疑問正忍受著不便，須得小腳邁著小步走了。如那使針的人所言，步子夾緊點。」 11. 佳琳娜： 我躲進灌木叢，馬克西姆躺在路上，他的自行車倒在旁邊⋯⋯思及舊事仍令我難為情，哪怕這都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事情發生在科馬洛沃，我們的房子附近。我的父母出門拜訪他人去了，我和弟弟自己玩兒自己的。當時我們還小，還蠢，馬克西姆想了個主意，要捉弄媽媽和爸爸。他說自己騎自行車被車撞了。當我們看到父母從遠處回來的時候，我弟弟正躺在路上，擺著他認為最扭曲的姿勢。 不難想像爸爸和媽媽當時的反應。我倆抖機靈的行為完全沒能逗笑他們，而且我倆都被罰得不輕。 其實我不記得任何特定的懲罰了。如果我和弟弟犯了錯，母親會用責備的目光看著我們，而父親則會開始緊張、抽煙⋯⋯某種意義上說，這比說教和咆哮給人的壓力還要大。 馬克西姆： 如果我有任何不規矩的行為，父親都會非常失落⋯⋯如果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他會說一句很可怕的話： ——來，請，到我書房來，我要認真跟你談一談⋯⋯ 我去了。他告訴我： ——你答應過我好幾次不會再這麼幹了，結果又來⋯⋯ 此時，他會拿出一張空白的紙，然後說： ——寫：我再也不會做這種事和那種事了⋯⋯好⋯⋯現在簽名，寫上今天的日期。 接著這張紙就從桌上被拿走了。如果之後我再犯同樣的錯，他會再把我叫去書房一趟，拿出我寫的紙，對我說： ——這裡有你的簽名，你又違背了自己的承諾⋯⋯ 這種時候，不消說，我已經覺得夠丟臉了⋯⋯ 我的父親不喜歡我在學校和院子裡的做派。那個時候，我們經常彼此交換物品——小折刀、彈弓，諸如此類的東西。我還記得我給父親寫過這樣的保證書：「不把別人的東西帶回家。」 有天我跑回家： ——爸爸，只要三十盧布就能買一支氣槍！ 他回答： ——兩戈比賣給我，我都不買！ 他真的想像了我在家裡打氣槍的場景。 12.

佳琳娜：

父親出現在門口：

——誰拿了我的紅色鉛筆？

或者：

——我的尺子呢？

我和馬克西姆尷尬地彼此對視，接著開始尋找丟失的東西⋯⋯

類似的景象在莫斯科和鄉下的房子都一而再再而三上演⋯⋯如你所知，肖斯塔科維奇作曲不需要鋼琴——他就坐在桌前，把音符寫下來。而且他也不需要什麼特別安靜的環境：旁邊可能有狗在叫，可能有車開過⋯⋯唯一讓他煩躁的事情是他的條理被打亂。他桌上有幾支鉛筆，一支鋼筆，一把尺子⋯⋯馬克西姆和我總是把這些東西從他那兒撈走。

馬克西姆：

肖斯塔科維奇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地作曲，他以某種內在的聽力聽見音樂，然後他把音樂記錄到紙上。

電影輕歌劇「莫斯科稠李區」導演赫伯特·拉帕波特：

「晚上，我去了歐洲酒店見他。當時他在會客。肖斯塔科維奇在桌旁一邊寫著什麼，一邊談笑。大家其樂融融，獨我一人憂傷，因為這樣我肯定沒指望拿到樂譜了。肖斯塔科維奇繼續邊說邊寫。我起身打算離開。『您去哪兒？』肖斯塔科維奇問道，並將他剛剛寫下的樂譜交給了我——那是《莫斯科稠李區》的新片段。也即是說，我親眼見證了一次天才創作音樂的奇蹟。那些都是絕佳的樂章⋯⋯」

13.

馬克西姆：

我還小的時候，經常會去看父親作曲。他就普通地坐在那裡寫。我把樂譜從他那裡拿走，然後我模仿他的做法，在紙上畫些點和尾巴⋯⋯接著我去找父親，對他說：「現在彈我寫的東西。」父親會無可奈何地在鋼琴前坐下，然後試圖彈奏我用兒童筆寫下的一堆亂七八糟的內容⋯⋯當然，我不喜歡這些音樂，因為他誠實地按照我寫的內容彈了出來⋯⋯之後他向我解釋：「如果想要創作真正好的音樂，你必須花很長時間、努力地學習。」我問他：「要怎麼學習呢？」他一定會說：「首先，從寫變奏開始。」

14.

佳琳娜：

我記得那是一個清朗的春日。父親辦公室的窗戶開著，我能聽見孩子們在庭院裡歡鬧的動靜。而我坐在鋼琴前，彈奏一曲歡快的波爾卡，苦澀的眼淚順著我的臉往下流⋯⋯

就在這時，父親進了房間。輕快的樂音迴盪，而我淚水漣漣，這一幕令他印象深刻。從那以後，我每日痛苦的音樂課就終止了。後來只有弟弟馬克西姆還過著這樣的生活。

我父親比較早就開始懷疑我是否適合從事音樂。自打我們開始學習鋼琴，他就開始創作專門給孩子彈的曲子。

最開始，這些曲子比較簡單，後來，曲子開始變得有些難了。我父親決定出版這些作品，但想要出版，必須經由作曲家聯盟的一個特殊委員會允許。所以他決定讓我為他們在那裡演奏。

我記得我演奏第一首作品時還沒什麼猶豫，但演奏第二首作品時我就茫然失措了⋯⋯我重彈了一遍——又彈丟了⋯⋯

這時父親看不下去了，他說：

——她都忘了⋯⋯我自己來吧。

接著他把我從鋼琴前換了下來。

我還是沒法忘記當時自己有多難為情。

15.

馬克西姆：

一架巨大的演奏三角鋼琴正大幅度擺動⋯⋯看上去它像是要掉下來，又好像要砸在台階上。肖斯塔科維奇用手護著頭，離開了門口，出來到了街上⋯⋯

那時我們家正從基洛夫街搬到莫扎伊斯克公路。1947年，蘇聯政府下達指示，分配給肖斯塔科維奇一處位於莫扎伊斯克公路的新建的公寓，以及位於莫斯科近郊博爾舍沃的鄉間宅邸。這個新公寓不是單獨的一間公寓，而是兩間——兩間了並到一起。直到這時，我們在列寧格勒公寓的家具才終於送到了莫斯科。家具包括兩架大鋼琴——一架用於演奏會，要更大些，而另一架是立式的，要小些。很難把它們拽到四樓，所以工人們借著繩子和絞車完成了搬運。

順便一提，現在我父親的這架演奏會用大鋼琴被搬回了「涅瓦河畔」。在我的請求下，他們歸還了這架鋼琴，如今它立在我位於列寧格勒的公寓。

16.

佳琳娜：

我坐在長椅上，旁邊坐著父親。我感到十分無聊。腦海中唯一的想法是：「這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啊？」而我的父親則雀躍、興致勃勃、熱情滿滿⋯⋯

這是很久以前，我父親帶我去看足球賽時的記憶。我對此毫無興趣。我一點也不懂足球，我也懶得去懂⋯⋯

突然，足球場上發生了一件事，逗樂了我：門柱被一記強烈的擊球擊斷了。球場上陷入了混亂，而觀眾席中則歡鬧聲四起。這也是為什麼過了這麼久，我還能記得這僅有一次的體育場之行。

我父親一生都熱衷於足球。他不光記得好幾代球員的名字，還保留了一些記錄，自己編輯了比賽數據。如果他現在還活著，肯定能輕鬆回答諸如這樣的問題：在哪一年，哪一天，哪一個體育場，進行了這樣一場比賽。

索非亞·亨托娃：

「⋯⋯肖斯塔科維奇熱愛足球，夢想著能為這項體育運動寫頌歌。當M.布蘭特寫出了《足球賽》的時候，他驕傲地宣佈：『這是我們莫佳寫的曲子！』在足球這方面，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些有趣的事發生。

他因足球和梅耶霍爾德的養子，康斯坦丁·葉賽寧有了交集。後者從肖斯塔科維奇為戲劇《臭蟲》作曲時起就認識他了。

康斯坦丁·葉賽寧寫了一篇文章，將足球數據提升到了詩的高度。肖斯塔科維奇讀完後，給他寄了封信，信中列出了一些需要修改的事實性內容。他的書寫一如既往難以辨認，他的簽名也不清晰。葉賽寧急躁地照著信中的電話號碼打了過去：

——您那兒有一位對足球感興趣的老人嗎？

——有的。

回應的是一位女士。

——我現在幫您去叫他。

接著，葉賽寧與這位一絲不苟的『老人』展開了一段激烈的辯論。辯論結束時，他問：

——您姓什麼？

在聽到那聲怯生生的『肖斯塔科維奇』時，他驚呆了。」

馬克西姆：

順便一提，父親不光是個了不起的足球專家，他還是持証足球裁判。他是在戰前得到的這個頭銜，在列寧格勒。他熟諳體育比賽規則，喜歡給比賽當裁判。

佳琳娜：

五十年代的時候，父親在克里米亞的一個公家療養院休息，在那兒他給網球賽當裁判。當時會每天上球場的人裡，有軍官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那時他正擔任克格勃主席。如果這位契卡的頭犯了錯，表示抱怨，肖斯塔科維奇總會用這樣的話打斷他：「不要跟裁判爭論。」我父親也承認：對著克格勃主席說這種話確實令他愉快。

17.

馬克西姆： 早年在科馬洛沃有個所謂的兒童健康中心。有次我牙痛，父親就拉著我的手去了這個中心。這裡有個牙醫，他們把我放在一把椅子上，然後父親在醫生辦公室的門邊坐了下來。我還記得那天很熱，所以房間的窗戶都開著。 接著鑽子開始鑽我的牙，我感到一陣超乎想像的劇痛⋯⋯我受不了了，從椅子上溜了下來，奔向窗戶，跳窗逃回了家——回到了我們在鄉下的別墅。而父親對發生的事情深感沮喪，過了一會兒才回來。 後來他告訴我說，哪怕他，一個成年人，也經歷過同樣的情況。有個牙醫弄得他痛楚難忍，他伸腳推開牙醫，然後就像我一樣，從醫院逃跑了。但這種情況很不尋常。父親愛潔，他其實沒必要兩個月就去看一次牙醫⋯⋯他也會間隔差不多的時間，定期去理髮。他書桌上有一個活頁日曆，他會提前在日曆上標注必須去檢查牙齒或者理髮的日期。 佳琳娜： 親戚、朋友、同事的生日，父親也會標註在書桌的日曆上，而且父親從來不會忘記給他們拍電報或者寫明信片表示祝賀。他密切關注郵局的運行情況。我們在莫斯科近郊有了別墅之後，他寫了一張給自己的明信片寄到別墅，以觀察是否能寄到，寄到需要多久。 馬克西姆： 如你所知，肖斯塔科維奇，按照人們的說法，並不會去扮演一個「天才」，這令他反感。他從不保存自己的信，也不保存別人的信，甚至日曆他也會撕下來丟掉。現在你只能感嘆可惜了，畢竟這些日曆上不光紀錄了朋友的生日以及日常事務，還有與他創作有關的信息。比如，要修改某作品的某處，檢查中提琴部分，等等。

18.

馬克西姆：

餐桌上鋪著白色的桌布，佈置典雅。我們的祖母，父親的母親，索菲亞·瓦西里耶夫娜開了一次豐盛的餐會。受邀請的人有我們的父母，我和姊姊，以及最重要的客人——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左琴科。

我記得用餐期間，我帶著特別的好奇打量他。父親常提起他，援引他的故事⋯⋯此外，父親還說，左琴科的故事寫得很好笑，但他自己從來不笑⋯⋯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與祖母索菲亞·瓦西里耶夫娜關係友好，他非常尊重、非常欣賞肖斯塔科維奇。我們父親也一樣仰慕他，但他們在精神層面並沒有特別親密，他們性格差別太大了。

還有一點。左琴科和音樂世界相當疏遠，為此，他不能完全欣賞肖斯塔科維奇的作曲天賦。但父親對俄羅斯文學非常熟稔，他很喜歡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薩爾提克夫-謝德林、契訶夫，當然他也全然理解左琴科的偉大。

米哈伊爾·左琴科致信瑪麗埃塔·夏金娘：

「我非常喜愛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他對您說，我待他很好，這是沒錯的。我已經認識他很長時間了，可能有15、16年了。但我們之間沒有發展出過友誼。不過我也不追求這種友誼，我看得出來這不可能。每當我們獨處的時候，兩個人都很不自在。我們的電流難以相連，它們相遇即會爆炸。我們都極度緊張（當然，是內心緊張）。儘管我們常見面，但我們從來沒能真正溫暖地對話過。」

馬克西姆：

1946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決議譴責了左琴科，父親一直很記掛這件事。伊薩克·達維多維奇·格利克曼證實說，在左琴科逝世十週年的日子，他和肖斯塔科維奇去拜謁了左琴科在謝斯特羅列茨克的墳墓。格利克曼記得父親這樣說：

——他去世得太早了，但他活得比他的劊子手，斯大林和日丹諾夫要久，這是好事。

我同樣記得父親時不時會這樣說：

——我願意用任何東西去交換六卷左琴科。

佳琳娜：

我們的祖母索非亞·瓦西里耶夫娜是個很愛操勞的人。1946年，她著手幫助左琴科，為他集資——畢竟，他們完全停止了左琴科作品的出版，還剝奪了他的生計⋯⋯祖母愛社交、性格好，常去演奏會，不單單是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演奏會。她很了解文學，她興趣廣泛。她的屋子總是充滿了人，有人來，有人走⋯⋯肯定也有人在那裡過夜。她是人們的召集者⋯⋯

從這方面看，她和她的兒子完全相反。肖斯塔科維奇天性既不善社交，也不愛說話。若家裡有陌生人，他就會有些不自在。自我們孩提時代起，他就教導我們與朋友還有熟人交流的規矩：

晚上十點之後，早上十點之前，不該給別人打電話。沒有接到電話和邀請的情況下，不能去拜訪別人。若別人對你們說：「有空來坐坐。」這並不代表你們收到了邀請。邀請是有確定日期和具體時間的。

他自己會打電話請朋友來用餐。比如說，他邀請哈恰圖良夫婦。餐桌上的氛圍是非常輕鬆的，能聽見歡聲笑語⋯⋯但宴會不會一直繼續下去。如果用餐在下午三點開始，那下午五點就會結束。我所有的朋友都很明白這點。那些待得太久的客人，我們家對他們有個特別的稱呼：「石之客」。我父親有時候會說：「不必害怕還坐著的客人，而要害怕打算離開的客人。」他真的很不喜歡有的人已經站在玄關裡了卻還要繼續聊天。

此外，我們的母親很擅長社交。我記得在科馬洛沃的房子裡，我的母親和客人們坐在一樓，我的父親則在樓上作曲。他下了樓，坐在桌邊，聽著對話⋯⋯大概聽了三分鐘，他就又回樓上去了。

19. 佳琳娜： 父親在公寓裡不停地抽煙，來來回回地從一個房間踱到另一個房間。他沒有與母親交談。馬克西姆和我也同樣不說話，在這種時候，不適合問問題⋯⋯ 那是1948年的冬天。我快十二歲了，馬克西姆十歲。我們知道所有的報紙都在頌揚黨中央委員會的歷史性決議，「關於V.穆拉傑利的歌劇《偉大的友誼》」。這次決議竭盡一切可能討伐了肖斯塔科維奇和其他「形式主義者」的音樂。 馬克西姆在一所音樂學校讀書，在學校裡是要學習這個「歷史性決議」的。有鑑於此，我們父母決定他最好暫時別去學校。為此我嫉妒他。因為我去的是蘇聯最普通的學校，我們六年級的課程壓根沒提到中央委員會的決定。 而這份「歷史性文件」的後果沒多久就顯現了出來：交響樂團不再演奏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而父親為了養家餬口，不得不為電影作曲，我得說他不喜歡幹這個。此外，他還被開除出音樂學院的教職工行列。我們家也失去了在政府診所接受服務的機會。 當時的氛圍相當令人不安⋯⋯ 馬克西姆： 我們還小的時候，有時會問我們父親：我們認識的那個誰，或者那個誰，他們怎麼不見了呢？對此，父親有個非常簡短的答案：「因為他試圖在俄羅斯行資本主義復辟⋯⋯」但我們長大一些之後，就開始明白情況了。我們父親的姐夫，弗謝沃洛德·弗雷德里克斯被捕之後死了。他的妻子，我們的姑姑瑪麗亞·德米特里耶夫娜被逐出了列寧格勒。我們的外祖母，索菲亞·米哈伊洛夫娜·瓦爾札爾，有段時間也被捕了⋯⋯ 從三十年代起，直到斯大林死去，肖斯塔科維奇都活在被捕和死亡的威脅之中。對政權表示忠誠也好，擁有不世之材也好，都無法助他擺脫這個威脅——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和導演弗謝沃洛德·梅耶霍爾德就是明確的例子。 如你所知，元帥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是肖斯塔科維奇的仰慕者之一，他被斯大林下令槍斃。他以前和父親時不時會有所交談。作曲家維尼阿敏·巴斯納爾曾告訴我一個我父親說給他的故事。肖斯塔科維奇有次拜訪了圖哈切夫斯基，在這之後他就被傳喚去「大房子」，也即是NKVD的列寧格勒總部。審訊中，審訊員問他，「您去了圖哈切夫斯基那裡，您是否聽說了他是怎樣與客人討論、計畫暗殺斯大林同志的？」父親否認了這種說法⋯⋯「好好想想，你必須記得，」審訊員說，「一些拜訪圖哈切夫斯基的人已經向我們作證您當時在場了。」父親依舊堅持沒發生過這種事，他什麼也不記得⋯⋯「我強烈建議您回想起這段對話，」審訊員發出了威脅，「我會給您時間考慮，直到早上十一點。明天您再來找我，我們接著談⋯⋯」父親回了家，面對的既不是死路也不是生路。他決定不做任何不利於圖哈切夫斯基的證言，並開始為自己的被捕做準備。早上，他又去了「大房子」，拿到了通行證，坐在同樣的審訊員辦公室旁。等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但沒人傳喚他⋯⋯最後，一個契卡沿走廊走過，看到他就說，「您坐在這兒幹嘛？我看您在這兒坐了很久了⋯⋯」「我在等，」父親回答，「等審訊員N傳喚我。」「N？」這個契卡反問，「您不用等他了。他昨晚被捕了。回家去吧。」所以，毫不誇張地說，肖斯塔科維奇是奇蹟般地逃過了被捕的命運。 20. 佳琳娜： 我們在科馬洛沃的房子旁邊，是一棟芬蘭老宅，上面炫耀般地立著這樣的標示——「檢察官辦公室與法院休養所」。後來這個機構改了名字——國家機關休養所。不過改了名字也沒改變住在裡面的人，即所謂的懲罰機關的小職員們的才智與道德水平。也就是說，我們的鄰居並不怎麼令人喜歡，尤其是1948年夏天，當全蘇聯的報紙都譴責肖斯塔科維奇，稱他為「形式主義者」之時。這話的意思等同於說他是「人民的敵人」。 「國家機關」的職員們可不怯於表達他們忠誠的感情：隔著柵欄能聽見他們的辱罵叫喊，各種各樣的垃圾朝我們的住處丟來⋯⋯此處我們必須向馬克西姆致敬——他站了出來維護父親的尊嚴。 馬克西姆： 那些年，蘇芬戰爭的記憶仍未褪色，這戰爭恰巧就發生在我們的別墅所在的地方——卡累利阿地峽。我們知道這次戰爭中，蘇聯士兵的最大威脅就是芬蘭狙擊手。他們被稱作「杜鵑」，因為他們躲在樹叢中，很難被發現。 我們在科馬洛沃的住處有一棵高大的松樹，樹幹頂端分出樹杈。我就是在這裡釘了一塊小板子，坐在上面，又給自己做了一個彈弓，然後用彈弓朝那些冒犯我們的人射石頭。 不過這些惡毒的鄰居並不單純用他們的大喊大叫侵擾肖斯塔科維奇。他們的住處有個擴音器，這玩意從早上六點直到午夜都不消停，大搖大擺、堂而皇之地播放蘇聯廣播節目。這導致父親沒法作曲，所以我不光得用彈弓攻擊鄰居，還得攻擊他們的擴音器。有時候我能把這玩意打壞，它就會安靜一陣子。 21. 佳琳娜： 我悄聲念出那些字母⋯⋯ ——Sh⋯⋯B⋯⋯M⋯⋯N⋯⋯K⋯⋯ 父親伸出手指按在嘴唇上，無聲對我說： ——閉嘴！ 我們在一間半明半暗的醫療辦公室。父親正在借助特殊的圖表檢查視力，而我出於在學校養成的習慣試圖幫他的忙——我為他提示字母。 這好笑的場景發生在1949年年初，在所謂的「克里姆林醫院」——一所政府醫院。我們之所以出現在此，其實還伴隨著之前一整個故事。同年三月，一大群蘇聯科學家與藝術家要前往美國，他們決定肖斯塔科維奇也要成為代表團一員。但肖斯塔科維奇一點也不喜歡這種旅行。他想要躲開這件事，還因為他第二次遭受了誹謗：所有官方會議和媒體都譴責了他整整一年（1948年2月，「中央委員會決議」下達，譴責一切「形式主義者」，肖斯塔科維奇也位列其中）。 接著史無前例的事情發生了——3月16日，斯大林親自給父親打了電話。肖斯塔科維奇一開始拒絕了出行，他說他不方便去，因為他的音樂被禁止演出了。斯大林立刻取消了禁令。但他們的對話並未止步於此。父親依舊試圖避免去美國，他說： ——我不舒服⋯⋯我病了⋯⋯ 接著斯大林問： ——您在哪兒就診？ 父親回答： ——普通的診所⋯⋯ 他們繼續交談了下去，但這些對話並未無疾而終。我已經提過了，1948年的「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後果之一，就是我們家被剝奪了前往所謂的「克里姆林醫院」就診的權利。這是一所政府專用的全科醫院。而自從肖斯塔科維奇與斯大林交談的那天起，醫院也打來了電話：他們要求我們填寫問卷，提供照片，最重要的是，立刻全家前往醫院，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就是在這次體檢中，我試圖幫助父親完成眼科檢查。我們又被列入了「克里姆林」的病人之中。 現在我明白，之所以我們會被踢出政府醫院，是出於那些特別狂熱的小政府官員的意願，而我們之所以又被匆匆喚了回去，則是因為那位「偉大領袖」直接下達了命令。 馬克西姆： 斯大林給我父親打電話的時候，我父親、母親和我在家。父親從他的書房聽了電話，母親則用走廊的另一部電話機聽了這次對話。而我請求她把電話給我，我真的很想親耳聽聽斯大林的聲音⋯⋯我求了她，我偶然聽見了她與父親對話的零星片段。 如你所知，肖斯塔科維奇1949年還是去了美國。官方層面上，他是赴美參加全美文化與科學世界和平大會的蘇聯代表團成員之一。除了我們父親，還有許多作家、電影導演、科學家去了美國⋯⋯由於父親內斂而謙遜，他從不談論海外旅行的細節。不過代表團成員之一，作家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法捷耶夫曾經跟他的朋友提起過，這位知名作曲家在美國接受的待遇。 首先，上千名音樂家在紐約的機場迎接了肖斯塔科維奇。蘇聯代表團被媒體這樣稱呼：「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和他的隨行人員」。對美國人而言，讀我們的姓並不容易，所以他們照自己的習慣重新起了稱呼，他們簡稱父親的姓為Shosty。 他們時不時衝他大喊：「Shosty，像卡斯楊金娜一樣跳下來！」就在父親抵達美國前不久，出了一件醜聞。一個在隸屬於蘇聯代表的學校工作，叫卡斯楊金娜的俄羅斯老師，請求了政治避難。外交官試圖阻止她，他們把這女人鎖在了大使館的一個房間裡。但卡斯楊金娜弄開了窗戶，跳到了大街上。當時街上有一群美國人在等著她。 唉！1949年的肖斯塔科維奇甚至根本不敢想像以卡斯楊金娜為榜樣。他很明白，若他留在西方，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其他許多親戚會面臨怎樣的命運。而我在1980年邁出了這一步。不過我的情況不一樣——我的妻子已經另外成家了，當時只有我的獨子在我身邊。勃列日涅夫政權在嗜血程度上又根本不能與斯大林政權相比。不過，這也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事。 法捷耶夫跟他的朋友還說過另外一件事。肖斯塔科維奇去紐約的某家藥店買阿斯匹林。他在店裡呆了不到十分鐘，出來的時候卻發現藥店的店員已經在櫥窗上掛了一塊廣告牌，上書：「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在本店購物。」

22.

馬克西姆： 說起眼科醫生，這算是家族傳統了。戰前，我們父親去土耳其開演奏會，他還在那裡給自己訂了眼鏡。兩天後他去付錢。老闆對他說：「我給您做了副相當好的眼鏡。」「謝謝。」老闆又說：「您看，多棒的眼鏡⋯⋯我把它摔在地上，它也不會碎⋯⋯」他將鏡片摔在地上，鏡片完好無損。父親說：「謝謝您，但沒必要這麼做。」老闆卻不這麼認為，又聲稱道：「我再摔一次，它也不會碎⋯⋯」他又摔了一次，鏡片還是沒碎。「我還能再摔第三次！」老闆大喊，結果這次眼鏡碎成了渣。 23. 佳琳娜： 我還記得米佳·索列爾金斯基來我們位於科馬洛沃的房子作客的情景。他比我和馬克西姆年長，而且他是個滿分優等生，我們的父母總是拿米佳當我們的榜樣。米佳過世的父親，一個著名的音樂學教授，是我們父親最親密的朋友。I.I.索列爾金斯基英年早逝，這令肖斯塔科維奇在一段時間裡非常痛苦。 馬克西姆： 不知怎麼，我不太記得米佳和我們在科馬洛沃的事了。但我和他是多年的朋友。他在聖彼得堡愛樂團大音樂廳擔任指導，做了很長時間。當然，他繼承了伊萬·伊萬諾維奇的能力。我們父親提起過有關他這位朋友的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比如，索列爾金斯基閱讀不像他人，不是一行一行讀，而是看進書裡去，直接讀掉一整頁⋯⋯他的記憶力也堪稱超群，他不僅熟知自己的領域——音樂，還很熟悉文學、哲學、通史⋯⋯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 「一大群列寧格勒的學生按照順序參加馬列主義考試。只有通過了考試，你才能就讀研究生。索列爾金斯基也在等待點名的考生之列。 考試前我很緊張。他們按照字母順序點名。過了一會兒，索列爾金斯基被組委會叫了進去。很快他就又出來了。我鼓起勇氣問他：『請告訴我，考試難嗎？』他說：『不，一點也不難。』『他們問了您什麼？』『問題很簡單：古希臘唯物主義起源；以索福克勒斯的詩歌為例，探討唯物主義傾向；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以及其他問題。』 我還有必要解釋伊萬·伊萬諾維奇對考試的描述激起了我內心多大的恐懼嗎？」 馬克西姆： 我的父親曾經提過這樣一件軼事。索列爾金斯基有次與一些「紅軍海軍」講話。其中一個水手問他： ——普希金的妻子真的和尼古拉二世好過嗎？（提問的人把最後一任俄國沙皇和他的曾祖父尼古拉一世弄混了，詩人的妻子的確曾在後者的宮廷大放異彩。） 伊萬·伊萬諾維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表現出了他令人驚嘆的準確記憶： ——哪怕我們假設娜塔莉亞·尼古拉耶夫娜·岡察洛娃（普希金的第一任妻子）直到生命盡頭都還保持著她的女性魅力，而未來的沙皇，大公爵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很早就開始發育，他們也絕不可能有什麼。因為娜塔莉亞·尼古拉耶夫娜1863年就去世了，而尼古拉二世1868年，也即五年後才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