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肖斯塔科維奇：作曲家子女與友人訪談錄

24.

佳琳娜：

馬克西姆和我騎著自行車，沿著科馬洛沃的小路狂奔，我們尋過每一處柵欄，大聲喊道：

——托姆！托姆卡！托姆卡！

不見了，我們心愛的狗跑掉了。這事以前雖然也發生過，但每次發生這種事我們都很緊張。通常我們會在某棟房子附近找到我們的逃亡者。比如那位知名藝術家，葉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科察金娜-亞歷山德羅夫斯卡婭的家。她有一條狗叫卡拉。顯然，這位老演員不止一次見到我和馬克西姆來找回我們的狗，所以她覺得我們家的狗很受寵愛。不然，接下來發生的事就無法解釋了。

1951年，科察金娜-亞歷山德羅夫斯卡婭去世。至於她的遺產，是這麼安排的：她將科馬洛沃的房子捐給了戲劇協會，把一盞古董燈給了她的一位舊友，把她的狗給了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

父親對此的反應，該說是堅忍且具有哲學性的。我記得他說：

「還好是條狗，不是什麼古怪的動物。比如一頭驢，或者一條鱷魚⋯⋯」

就這樣，卡拉來到了我們家。夏天她呆在科馬洛沃的房子裡，冬天則在我的外公外婆——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和索菲亞·米哈伊洛夫娜·瓦爾札爾的家裡。

父親對狗很好，但他會抱怨狗不講衛生。每當他看到狗髒著爪子爬上床，都會露出嫌惡的表情。馬克西姆和我經常聽到他喊：

——別和狗胡鬧了！快去洗手！

而且狗叫聲還會妨礙到他作曲。這也是為什麼他更喜歡貓。畢竟你看，貓比狗安靜，也比狗乾淨得多。

馬克西姆：

我父親接受不了暴躁的狗。我記得在茹可夫卡，我們養過一隻高加索牧羊犬。養了一段時間，這條狗開始衝撞人。狗一表現出這樣的行為，父親立刻就把它送去了某個軍事單位。

作曲家鮑里斯·季先科轉述肖斯塔科維奇的話：

「狗裡也有惡棍。我們的狗咬了小貓。哪怕他是因為餓了才這麼做——不，他就是在胡鬧。我把他在外面關了24小時。」

佳琳娜：

我記得在茹可夫卡還發生過一件事。有人遺棄了一隻小貓，後來這隻小貓在我家落腳。我父親很喜歡它，甚至允許它進入自己的書房。書房裡有一張帶抽屜的桌子，小貓不知為何爬進了其中一個抽屜，然後睡著了。之後抽屜被關了起來。過了一陣子，小貓醒了，就開始叫。我們聽見叫聲，開始尋找這喵喵叫的來源⋯⋯最後我們找到了這可憐的小傢伙，把它放了出來。

最後再講一個故事，作為這個與貓有關的話題的結束吧。父親的一個朋友，導演弗里德里希·埃爾穆勒在科馬洛沃蓋了一棟新的別墅，並且邀請肖斯塔科維奇及其家人去看看。別墅的主人帶我們在屋子裡轉：這裡會有一個壁爐，這裡會有這個，那裡會有那個⋯⋯然後我們在他家用餐，一頓美味佳餚。那時候暹羅貓正逐漸開始流行，埃爾穆勒也養了一隻，顯然他為此花了大價錢⋯⋯可我們家沒人了解這種貓。所以，當我們告辭的時候，父親與這位好客的主人道別說：

——你這兒一切都很好⋯⋯要是你養隻好點的貓就更棒了⋯⋯

25.

佳琳娜：

那年夏天，我們像往常一樣住在科馬洛沃。一天早上，父親去井邊汲水，突然被一隻憤怒的公雞襲擊了⋯⋯父親只好扔了桶，從那兒撤離。

這戲劇性的一幕其實仍有前因。前一年，馬克西姆和我收到了兩隻小雞。我們把小雞養在陽台上，用切片香腸和奶酪餵它們。甚至我們的狗托姆卡都愛上了這兩個小傢伙，允許它們從自己的碗裡啄食。到了夏末，兩隻雞長大了，一隻公雞，一隻母雞。我們回莫斯科的時候，把它們寄養給了一個鄰居。

冬天的時候，雞不知道跑去了哪兒，其中的公雞吃著香腸長大，成熟之後變得異常有攻擊性。我們到了科馬洛沃的時候，鄰居把雞還給了我們，接著我父親就遭到了攻擊。父親逃走了，稍稍受了驚嚇。至於這隻惡毒的鳥兒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它被砍掉了腦袋，然後被吃掉了。

那些日子在科馬洛沃，父親每天早上都會拿著一個小桶去井邊。他住在二樓，在他的房間附近的角落，立著一個臉盆架——對他而言，這是不可或缺的東西。父親會親自把水打到這裡。

馬克西姆：

那隻公雞早就注定了要遭報應，它在攻擊父親之前，還襲擊過當地的郵遞員，這導致了相當大的麻煩。兩隻雞還小的時候，托姆卡不碰它們。我還記得這樣一幕：狗從自己的碗裡吃東西，雞就在對面也從碗裡啄食，而托姆卡對雞低聲吼叫，意思就是說別忘了這地方是誰作主。

我父親有個朋友，電影導演列奧尼德·札哈羅維奇·特勞烏伯格。他有一條狗，蘇格蘭小獵犬。特勞烏伯格有次說，他要帶著狗來我們的別墅見我們。父親對他說：「容我提醒您，我們這兒有隻艾爾古狗。」特勞烏伯格則說：「沒事，我的狗不會傷害你的狗。」這次作客結果慘烈：托姆卡把這隻蘇格蘭小獵犬趕到了房子底下，地基那裡有洞⋯⋯我們好不容易才把這隻不幸的、受驚的狗從房子底下引出來。

26.

佳琳娜：

我們公寓的門鈴響了。父親帶著些許憂慮，親自開了門。在禮貌地與來客打了招呼之後，公寓的主人幫客人脫掉了大衣，接著兩人一同去了書房。

這位矮小、陰鬱的客人在一段時間裡開始規律地拜訪我們。這事發生在1952年。當時所有的「蘇聯人民」都被要求認真學習斯大林新近出版的作品《馬克思主義語言問題》，以及《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但肖斯塔科維奇是個例外。這話不是說，他們解除了肖斯塔科維奇那些羞辱人的義務，而是他們允許肖斯塔科維奇不出席作曲家聯盟的一般課程。他們給他安排了一位私人講師——「特羅辛同志」，就是這位出現在我家的客人。

課程是這樣進行的：特羅辛就教學課題，向他這位聲名卓著的學生提問，檢查發給他的筆記，然後給他佈置新作業。

在這令人哭笑不得的學習生活中，父親多少被他的兩個朋友救了一命，他們是伊薩克·達維多維奇·格利克曼，以及列翁·塔傑沃索維奇·阿托夫米楊。是他們完成了斯大林作品的概述。這項作業全無意義，我覺得就是儀式性的東西。而且，肖斯塔科維奇的這位老師假裝沒有注意到格利克曼和阿托夫米楊的筆跡不一致——當然，他們的筆跡和肖斯塔科維奇的筆跡一點也不像——他這樣自欺欺人導致這整件事顯得更沒意義了。

順便一提，「特羅辛同志」第一次來我家的時候，格利克曼也在我家作客，這是他對這次作客的描述。

伊薩克·格利克曼：

「訪客仔細地觀察了書房，讚賞了書房的陳設，接著帶著一抹輕柔的，甚至是有負罪感的微笑，表達了他不曾在書房牆壁上看見斯大林同志肖像的驚訝。那是個艱難的時代。他的驚訝聽上去就像責難。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不知所措，開始緊張地在房間裡走動，急忙開口說他一定會去找一幅斯大林同志的肖像。（當然，這承諾從未兌現，畢竟在牆上掛斯大林的風潮很快也就過去了。）」

27.

佳琳娜：

「回答我這個問題，」父親問一個學生，「修正主義是什麼？」

這天，肖斯塔科維奇正好擔任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考官，或者說，他來是為了測試那些已經過了這門課的學生。音樂學院有個規矩：不允許單獨考試。所有人都必須在有其他同事，來自其他部門的同事在場的情況下考試。

有一場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考試。考官是這門課的專家，而肖斯塔科維奇被指定為助手。考試中，他一直沈默，並不提問。但那位專家考官不知為何離開了座位，留下父親一個人。接著一個女孩坐在了他對面。女孩很不安，不停撥弄手裡的答題紙。她把自己抽到的考題的答案寫在上面。

「算了，」肖斯塔科維奇說，「把你的紙放到一邊⋯⋯」

接著他問了她有關修正主義的問題。

這位年輕姑娘想了一會兒，說：

「修正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

聽到這個回答，父親對這位學生感到憐憫。他給了她五分，遠超出她應得的分數。而她驚喜於自己意料之外的好成績，離開了。

她走了之後，主考官又回到了考場。肖斯塔科維奇告訴他：

「我考過伊萬諾娃了。我給了她滿分。」

「伊萬諾娃？」考官問，「您說她的回答『非常好』？」

「是的，」父親說，「她都答出來了⋯⋯」

「奇了怪了，」考官說，「伊萬諾娃這一整年都表現得很糟糕⋯⋯」

（對於沒有學過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人而言，這個故事可能需要一些說明。這個學生的回答，任何專家聽了都會驚掉下巴：「修正主義」之於馬克思主義者，無異於「異教」之於基督徒。）

馬克西姆：

我記得一次類似的事情。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考試上，主考官問肖斯塔科維奇：「您為何總是沈默？問學生些問題⋯⋯」正好舉辦這次考試的觀眾席的牆上掛著一張海報，上面寫著這樣的話：「藝術屬於人民。V.I.列寧。」這張海報正好就在考官坐著的桌子的正上方。所以肖斯塔科維奇決定打破沉默，並且幫幫下一個學生。他問了這個問題：

——藝術屬於誰？列寧對此觀點為何？

學生犯了蠢，回答不上來。

父親試圖幫他，就抬頭指向掛在他後面的海報。但他的努力只是徒勞：考生沒明白他在提示自己。

28.

佳琳娜：

父親緊張的聲音從聽筒傳來：

——哪兒都別去，現在已經有輛車過去接你了⋯⋯

那是1953年3月6日，或者3月7日。早上，新聞報導了斯大林的死訊。莫斯科到處是哀悼、送別這位「偉大領袖」的人。我的父母很清楚在這樣的日子出門是危險的，但我沒呆在家裡。我徒步走去了紅門（花園之環外沒有警戒線），去了我母親的娘家——瓦爾札爾夫婦家。從那兒，我給父親打了電話。他立刻叫了車把我平安接回了家。

那些日子裡，我家沒人哀悼。不過我家也沒人慶祝。父母根本不談論斯大林的死，儘管這話題會被間接提及。我們都記得，就在這位隻手遮天的暴君死去的那一天——1953年3月5日——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普羅科菲耶夫也去世了。為此，我家的電話就沒消停過。音樂界同仁打電話給我父親，其中一些人遺憾地說：

——哎，畢竟，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沒機會得知斯大林的死訊了⋯⋯

馬克西姆：

那天我記得很清楚。父親緊張不安地在家裡走來走去，嘴裡不斷重複：

——街上會有踩踏事故，會有踩踏事故的⋯⋯老天爺，加莉亞會被擠扁⋯⋯不該讓她去的，不該讓她去的⋯⋯

佳琳娜：

廣播全都在轉播斯大林的葬禮。我記得廣播裡傳來一個人操著濃重的格魯吉亞口音說：

——只要不是目盲之人，都能看見⋯⋯

說話的人是拉夫連季·貝利亞。我家有個錄音機，母親把它全錄在錄音帶上了。可惜它已經找不到了⋯⋯

不過我記得父親有時會模仿貝利亞的聲音：

——只要不是目盲之人，都能看見⋯⋯

29.

佳琳娜：

我記得那是冬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坐在桌邊，玩單人紙牌。而我就假裝不經意地從他身邊走過，開始咳嗽⋯⋯

他看向我，神色擔憂：

——你咳嗽了？你感冒了嗎？

「沒有，」我說，「沒什麼⋯⋯」

我確實沒感冒，但第二天我要在文學課上寫作文，我真的不想寫。

父親從桌前站起來，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額頭上，然後說：

——我覺得你發熱了。以防萬一，明天別去學校。

他總是很注意我們的健康，而我和馬克西姆以前會利用這一點。

30.

佳琳娜：

父親在慶祝自己的生日。像往常一樣，他點了許多蠟燭，餐桌旁高朋滿座。客人裡有我們在莫扎伊斯克公路的鄰居，外交官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巴基金，以及他的妻子莉迪亞·亞歷山德羅夫娜。她是個非常美麗的女人。這對夫妻剛從美國回莫斯科，那個時候我們覺得從美國回來的人，就像是從外星來的人一樣。巴基金娜夫人的頭頂上方的牆壁上，有一個突出來的燭台，上面點著兩支蠟燭。突然其中一支的蠟淚流了出來，滴落在這位高雅的客人裸露的肩上。這下起了騷動。他們幫她，把她換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那是1950年，我母親還健在⋯⋯

父親有這樣一個規矩：他生日當天，一定會點燃和他的年齡相同數量的蠟燭。所有朋友都喜歡他這個習慣，因為這一勞永逸解決了生日送禮的問題。大家都知道：送肖斯塔科維奇燭台就行了，因為他需要的燭台只會一年比一年多。

我記得有一年，父親在他生日前一天去了某個地方，回來時小心翼翼抱著一個巨大的包裹⋯⋯他把包裹放在桌上，拆開包裝紙，裡面是個巨大的水晶燭台，上面可以插一打蠟燭。從那以後，這盞亮閃閃的燈就總會佔據我們慶祝餐桌的中央位置。

每次在客人到來之前，父親都會來回調整他那一大堆燭台——他小心地插上蠟燭，點燃燭芯，以免點火的時候出現突發狀況。此外，家裡四處都會擺上火柴盒。

還有一個和客人有關的故事，發生在我們在庫圖佐夫斯基的公寓。公寓裡的其中一個暖氣不是安裝在窗戶下面，而是直接安在牆上的。客人們在公寓裡四處走動時，其中一個客人費勁爬上了暖氣，坐在了上面。父親見狀慌張起來，他對這位頗有份量的客人說：

——我請求您，別坐在暖氣上。它會掉下來，混著鐵鏽的熱水會把管子沖走⋯⋯

馬克西姆：

我想再說說莉迪亞·亞歷山德羅夫娜·巴基金娜。她漂亮得驚為天人。可以說，當她還在美國的時候，她就是一個模特，她的照片被登在時尚雜誌上。而且，她的聲音也很美。她丈夫有次請父親聽她唱歌。父親聽了之後說：「您的聲音很美，您需要學習。」而她實在太有天賦了，在接受了訓練之後，她開始在斯塔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羅維奇-丹琴科劇院獻唱。她成了那裡的主要演唱家，在歌劇裡擔任了許多主要角色。

再說說燭台。我們有兩個極盡奢華的水晶燈——黃銅的，附有水晶垂飾——它們是阿拉姆·哈恰圖良送給父親的禮物。

佳琳娜：

對，還有一件事：父親一點也不喜歡溜鬚拍馬的祝酒詞。為了避免這些，一待斟滿酒杯，他就會立刻開口說：

——好了，為我的健康喝一杯吧⋯⋯

阿拉姆·哈恰圖良：

「想要當面讚美別人總是很難，尤其是當面讚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肖斯塔科維奇。我和他不止一次坐在同一張桌前，特別是在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人們為他的健康舉杯，接著就開始說著名的高加索祝酒詞。這種時候肖斯塔科維奇會急忙站起來，打斷祝酒的人，然後說：『好了，讓我們喝吧！』他這麼做只是為了打斷那些不必要的連篇累牘和甜言蜜語⋯⋯」

伊薩克·格利克曼：

「在莫斯科，肖斯塔科維奇準備過五十歲生日，他懷著巨大的焦躁、煩悶與渴望期待著這一天。他害怕那些祝賀生日的講話，其中充斥著謬誤和偽善。那些欺凌過他的人會戴上仰慕者的熱情面具，然後吻他。我在他生日前一天抵達了莫斯科，而他對我說了他的這些感想。

9月24日晚上，人們聚集在音樂學院的大廳。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站在舞台上，周身環繞著花籃。他看上去完全不開心。他像一個被迫承受語言暴力的人。他努力懷著興趣去聽那些他並不感興趣，也不需要的講話。每個演講者在結束長篇大論之後，都打算吻他，但我注意到他熟練地、看上去彷彿是無心地用手肘推開那些令他不愉快、令他反感的人。當然，在晚上，那些愛著、真正將肖斯塔科維奇作為一個人、一個作曲家去尊重的人們登台進行了表演。

第二天早上，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用一種心不在焉、甚至顯得冷漠的目光打量那些他收到的生日禮物。他看上去對這些禮物既不感興趣，也不覺得有需要。

早上喝過茶，我們一致同意不去聊起他的生日慶祝會，儘管會上也沒發生什麼壞事。」

31.

佳琳娜：

音樂從銀幕中流淌而出，一個女人唱著：

跳一曲探戈，

於我而言十分輕鬆⋯⋯

但這個時刻對我而言一點也不輕鬆，因為在昏暗的房間裡，父親就坐在我旁邊，從他的表情能看出，這音樂、這演唱、基本上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的一切都令他十分反感⋯⋯

這事發生在「召喚」電影院，它就在我們家旁邊，座落在莫扎伊斯克公路上。那些年要進電影院並不容易，但馬克西姆和我不一樣，我們的父親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如有必要，他只需用打字機打一封信給電影院管理，我們就不用排隊也可以買票了。

有天，我決定帶著我班裡的十個女孩一起去看電影。在我的請求之下，父親寫了一封信給電影院，但電影院拒絕了。經理這樣回覆：

——肖斯塔科維奇同志作為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他有權從通常席位拿兩張票。他可以和妻子，或和其中一個孩子來看電影⋯⋯他需要親自過來，然後為他自己買票。

我就是在這時說服父親和我一起去看一部叫《彼得》的電影。這是最愚蠢的奧地利喜劇電影，演員叫弗蘭切斯嘉·加爾。她在電影裡穿著一套男性的西裝，又唱又跳⋯⋯

父親勇敢地撐著看完了整部電影，但我還是得說，他的表情「看著很痛苦」。直到我們回家的時候，他才說：

——請別再帶我來電影院了⋯⋯

馬克西姆：

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很喜歡去電影院。然後，也是我小時候的事了，為了能去看電影，我開始偽造書信。我拿了父親的代表表格，用一根手指在打自己上敲出一封信，信也是寫給「召喚」電影院的，最後我再模仿他的簽名。我還記得我在偽造的信裡這樣寫：「需購一張目前正在上映的電影的票。」就這樣，我把那部知名電影《泰山》看了好幾遍。

32.

佳琳娜：

肖斯塔科維奇在鋼琴前坐下，演奏了一度十分流行的狐步舞曲《鴛鴦茶》，而我難過的同學們則在他的書房牆邊排列開來。

——來吧，讓我們跳舞，跳舞！

父親如是號召，但女孩兒們還是成列站在原地。

我邀請了她們來我的生日聚會。大家先是在桌邊享用了一頓佳餚——我的父母，弟弟馬克西姆，還有我邀請的客人一起。但她們覺得緊張，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這些姑娘們當時都還住在條件糟糕的蘇聯集體公寓裡，我家則是住在單獨的公寓，屋子裡還有兩架鋼琴，和舒服的老式家具。對她們而言，我家從各種意義上說都像個童話裡的宮殿。

當她們從桌前起身，我父親決定打破僵硬的氣氛。他邀請我們去了他的書房，自己坐在鋼琴前，彈奏了狐步舞和探戈，但他沒能打動我的同學們。我聽見他說：

——來吧，讓我們跳舞！謝廖奇卡和馬謝洛奇卡一起跳⋯⋯

她們中的兩三個人猶豫地動了起來，但冰封的氣氛並沒有融化⋯⋯

33.

佳琳娜：

警察攔下了我們的車。

「您要進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他說，「前面沒路了，您得步行⋯⋯」

父親向他展示了自己的代表證，我們的車被放行了。

這事發生在1952年6月，夏初時節。我們要從莫斯科搬去科馬洛沃，父親決定順路去拜訪普希金舊居。越接近那著名的保護區，道路就變得越擁擠：四處是人，車⋯⋯前進方向都和我們一致。

到了米哈伊洛夫斯科耶，那裡人山人海。

父親深受觸動：

——看看他們是怎樣紀念這位偉大詩人的！⋯⋯我簡直不能想像他有這麼多的仰慕者⋯⋯

我們的導遊在博物館見了我們。父親做完自我介紹後說：

——我們來得真走運⋯⋯今天這裡來了這麼多仰慕詩人的人⋯⋯

「跟詩人有什麼關係？」導遊一擺手，「他們才不在乎普希金！他們來喝酒的。畢竟今天是『第九個禮拜五』，以前這是斯維亞托格爾斯克修道院的朝聖節。過去的整整一個世紀，到了這一天都會有狂歡活動。但對於博物館來說，這簡直是災難：人們在這兒喝得爛醉，垃圾扔得整個公園到處都是，還有人會打碎窗戶⋯⋯要花三個禮拜才能把這裡恢復原樣。如今每個夏天都是這樣⋯⋯」

後來，我查到了導遊說的「第九個禮拜五」，普希金年代人們確實會在那裡慶祝這個日子。

34.

佳琳娜：

我看向窗外，放眼望去是無邊的白色平原。雲朵從我們的飛機上方經過。我以為我們飛得很慢⋯⋯我想讓它再快一點，更快一點。父親坐在我身邊，我們正飛往埃里溫——我母親在那裡被送進了醫院⋯⋯

母親是個物理學家，參與宇宙射線研究。亞美尼亞的阿拉加茨山高緯度地區有研究所，母親會定期去那裡工作。她在1954年秋天去了那裡。十二月份，我們都在等她回來⋯⋯突然他們從埃里溫來了電話。父親當時在聽演奏會。他們在聽眾間找到他，告訴他說我母親在醫院裡，正在做一場困難的手術。

所以我們飛去了埃里溫⋯⋯我們從機場趕到醫院⋯⋯我們與醫生談了話⋯⋯我們被告知，母親已經失去了意識⋯⋯

我們開始安排每日的事務：要怎麼排班看護，誰負責第一晚的看護⋯⋯接著，一個穿白大褂的人走過來，告訴我們她已經去世了⋯⋯

之後發生的一切都像一場夢⋯⋯埃里溫的瑣事⋯⋯我們乘火車回了莫斯科⋯⋯棺材停放在我們家⋯⋯親戚、朋友、鄰居，每個人都來道別⋯⋯新聖女公墓⋯⋯我們回家——開紀念會⋯⋯

那段時間，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父親哭了。

馬克西姆：

飛去埃里溫的時候，父親有某種不祥的預感⋯⋯他不想帶我去⋯⋯我記得我坐著等他打電話來。我有一雙穿破的拖鞋，我試著自己縫補⋯⋯就在這時，埃里溫來了電話。父親說：「媽媽走了。」那時我意識到，我得支持父親⋯⋯我開始對他說話，試著讓他冷靜下來⋯⋯

他和加莉亞是乘火車回來的，鋅皮棺材則由飛機運到。亞美尼亞作曲家胡多楊負責護送棺材。

下葬前，他們指出了母親將葬在哪個位置，父親說：

——這裡也會有我一個位置，這裡也會有我一個位置⋯⋯

十二月很冷了，我還沒有暖和的衣服。葬禮前夜，父親讓母親的朋友，安娜·謝苗諾夫娜·威廉姆斯陪我去商店，給我買件冬衣。

葬禮是不允許神甫講話的。最後是父親的話打破了沈默：

——太冷了。太冷了。大家散了吧。

伊薩克·格利克曼：

「在葬禮開始前那段痛苦的時間，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好幾次對我提起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最後時刻。每次提起，他消瘦的臉都開始劇烈地抽動，淚水從他的眼中溢出。但他以極致堅忍的意志撐住了自己，我們以三言兩語轉移了話題，開始聊其他毫無意義的事。

他的書房前人們排起了長隊，大家都想來與逝者道別。第八交響曲和四重奏的音樂迴盪著。L.T.阿托夫米楊為此準備了一個錄音機。音樂令我熱淚盈眶。我與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坐在沙發上，他時不時會坐著無聲地流淚。

下午，葬禮舉行於白雪覆蓋的新聖女公墓。葬禮過後，管家菲尼亞安排了一次紀念會，會上除了親戚，還有L.T.阿托夫米楊，Y.V.斯維利多夫，以及我。

我與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的分別充滿了悲痛與憂傷。

12月10日夜晚，我和斯維利多夫乘坐同一輛車，回了列寧格勒。

直到早上，我都在與他談論我們對肖斯塔科維奇熱烈的愛，談起他卓越的才華，他超凡的、無人能擊潰的創作意志。邪惡的力量或許會逼他俯身，但他會再度站直，就像鋼鐵製的彈簧。這是Y.V.斯維利多夫的看法。」

馬克西姆：

母親的去世，對我們父親而言不僅僅意味著他失去了唯一的女友，失去了他的孩子們的母親。母親是父親的守護天使。她將父親從日常生活的瑣碎和不便中拯救出來。她盡可能保護他不受那些黨內官員的侵擾與無理惡行，保護他不受在蘇聯生活逃不掉的羞辱。

35.

佳琳娜：

我正在電話上和一個年輕人聊天。我倆聊了很久，並約好在某個有時鐘的路燈下見面⋯⋯在我們聊天的整個過程中，我都能看見父親緊張地在公寓裡繞來繞去——他顯然不喜歡我聊天的內容。

我掛了電話，他對我說：

——你這是什麼規矩，約在什麼大門口見面？有教養的人不會幹這種事。你的這位紳士該到我們家來，見見你的父親。我還得給他備茶⋯⋯

我母親去世那年，我十八歲，馬克西姆十六歲。父親得費心扶養我們。我還記得他教我行為舉止，比如，在下樓梯時，女士該走在男士前方，上樓梯時則要走在後方⋯⋯

我或者馬克西姆晚上不在家的時候，父親總是特別憂心。我們必須打電話回家，明確告訴他我們在那裡，什麼時候會回去。

出於教育目的，父親有時候會提起這樣一件事。戰前，我們的父母會去拜訪詩人約瑟夫·烏特金。詩人的母親會準備一大堆東西招待客人。中途她離開了房間，在這期間，我母親打翻了一杯紅酒。

女主人回來之後，烏特金決定把罪責攬在自己身上，說是自己弄翻的。接著他的母親嚴厲地斥責他：

——不像話！⋯⋯看看你幹了什麼！？這是我最好的桌布！我不會現在洗它！你的手是有什麼問題？怎麼總是幹壞事？

講起這又慘又好笑的往事，父親對我和弟弟說：

「好的教養不在於打翻一杯酒弄到桌布上，而在於有事發生之時假裝無事發生。」

36.

馬克西姆：

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作曲家德米特里·卡巴列夫斯基那偽善的聲音，他假裝好意對我的父親說：

——米佳，何必這麼著急？你的歌劇還不到時候⋯⋯

肖斯塔科維奇則坐在沙發上，顫抖的手拿著一根菸，彷彿他根本沒聽見卡巴列夫斯基在說什麼⋯⋯

這事發生在1956年3月。文化部的一個委員會來了我家，要討論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的命運。這部作品於1936年被禁止演出，如今已經過了二十年。當時，斯大林本人去看了其中一場演出，而這部歌劇讓他發了火。黨中央的喉舌《真理報》刊登了一篇毀滅性的文章，《混亂而非音樂》，接著所謂的「組織上的決定」下來了——創作精英開大會，會上全體一致決議憤怒譴責了肖斯塔科維奇以及他的作品。

但到了1953年，斯大林死了，赫魯曉夫開始在全國「解凍」，我們的父親曾期待歌劇《麥克白夫人》——最為他鍾愛的一部創作——能夠得到正名。這個願望看上去是可以達成的，而且肖斯塔科維奇還對作品進行了修訂，音樂和唱辭都有修改。歌劇還換了一個新的名字，《卡捷琳娜·伊茲邁洛娃》。希望移除這部作品的禁令的人不光是我父親，當時列寧格勒馬里歌劇院的領導也這樣想。他們真的非常想要把這部作品加入歌劇院的演出節目單。

1956年初，文化部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為的就是決定這部命途多舛的歌劇的命運。委員會主席是卡巴列夫斯基，除了他還有作曲家米哈伊爾·楚拉基和一個叫胡博夫的音樂學家。伊薩克·達維多維奇·格利克曼也在場，他協助了父親修訂新的唱詞。委員會就是在我家，在莫扎伊斯克公路聆聽了這部作品，然後開了會。這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方面，這是為了向肖斯塔科維奇致敬；另一方面，考慮到他們討論中說的話，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嘲諷。

委員會成員，以及他們邀請來的人都坐在父親的書房裡。父親坐在鋼琴前，自彈自唱了整部歌劇。同時我坐在旁邊，他要求我為他翻譜。

接著他們開始討論了⋯⋯卡巴列夫斯基、胡博夫和楚拉基完全就是在抨擊肖斯塔科維奇⋯⋯格利克曼試圖反駁他們，但他們不想聽他說話⋯⋯

我看著這群噁心的人，開始後悔我手裡沒拿彈弓，沒法像在科馬洛沃那時一樣射擊攻訐我父親的人。

伊薩克·格利克曼：

「有關《麥克白夫人》的討論堪稱可恥。卡巴列夫斯基和楚拉基全程都拿著《混亂而非音樂》照本宣科。胡博夫和卡巴列夫斯基的態度尤其激烈。他們挑出不同的樂段來和這篇文章的不同段落進行對照，言詞不遜。同時，他們又重申這篇文章至今還沒被撤銷，所以它依舊具有重要意義（當然！畢竟，這篇文章說歌劇的音樂『像鴨子般嘎嘎亂叫，豬一般打著呼嚕，發出動物的狺狺聲，令人窒息』）。

在辯論的最後，卡巴列夫斯基請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講話，以一種親切的姿態喊他米佳，但他拒絕開口，並以一種出奇的自制力感謝了對方的『批評指導』。那是有如萬箭穿心的痛苦。我們去了一家餐廳，喝得相當醉，不是出於悲痛，而是出於噁心。我們在『阿拉格維』餐廳的一個包間。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從桌前起身，走到我身邊然後說：『你是我最大的、最忠誠，我最深愛的朋友。謝謝。』他也記得我在那天會議上的舉動。」

馬克西姆：

肖斯塔科維奇不光創作了《麥克白夫人》的音樂，他也參與了作詞，所以從這雙重意義上說，這部歌劇都是他最愛的作品。通常，他會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視作自己的孩子。而那些遭受了最多的封禁，遭受了最多不公正批評的作品，他會尤其憐愛。歌劇《麥克白夫人》的命運不僅戲劇化，還是真正悲劇性的。作為詞作家的肖斯塔科維奇不僅非常清晰地知道這部作品聽上去的效果，也能想見它在舞台上的效果。

劇院導演通常可以，甚至允許自己做一些特別荒誕的事。比如，我自己曾在最近上演的一個版本中看到了一處「導演的創新」。歌劇中有「一個骯髒的小人」，這個角色會唱「伊茲邁洛娃夫婦在地窖藏了一具屍體！」而在我觀看的版本中，「屍體」不在地窖裡，而在一輛轎車的後備箱裡，這輛車還是為了演出特地在莫斯科定製的。這想法太瘋狂了。我向導演表達了自己的困惑，說，表演應該盡可能貼近作者的意願⋯⋯而這位導演對我說：「馬克西姆·德米特里耶維奇，如今沒人那麼幹了。」還是在同一場演出中，有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地方：卡捷琳娜唱「手，撒下穀粒（麵粉）的手」，而他讓角色戴著塑料頭盔，拿著袋裝水泥⋯⋯在另一場演出裡，我看到他們用蘇聯時期的克格勃官員，代替了舊俄羅斯警察。

肖斯塔科維奇肯定受不了這種情況，所以他參與了所有《麥克白夫人》演出的準備工作。他覺得基輔歌劇與芭蕾舞劇院的演出最好，它的指揮K.A.西苗諾夫，導演是I.A.莫洛斯托娃，首演於1965年3月。

肖斯塔科維奇致信I.A.莫洛斯托娃：

「我已經看了我的歌劇不同的幾個版本。倫敦的演出版本，還有薩格勒布的版本，都有非常明顯的色情偏向，尤其是薩格勒布的版本。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盡可能在倫敦和薩格勒布修改了一些東西，倫敦比薩格勒布更多⋯⋯

我真的希望在第五場，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照顧在前一天遭受了毆打的謝爾蓋，就像一個愛情中的女人會做的那樣。這一幕是不能有情色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對謝爾蓋的主要感情是愛情與憐憫，對自己和對謝爾蓋的憂懼，以及在謀殺鮑里斯·季莫非耶維奇之後的哀悼。謝爾蓋必須是一個惡棍。但同時，也必須很清晰表現出卡捷琳娜之所以會愛上他的原因。從表面上看，必須是不起眼的。斯塔尼斯拉夫斯基劇院的表現已經過於不起眼了，以至於叫人看不出卡捷琳娜究竟是怎麼愛上他的。」

37.

佳琳娜：

我們的車奔馳在普里莫爾斯基高速公路上，我開車，父親坐在一旁。我非常緊張，我們即將駛入列寧格勒，一個有著百萬人口的城市，成千上萬的車穿梭疾行⋯⋯我的貓還一直在車上哀叫⋯⋯

那是1956年夏天，我剛從莫斯科的一所專門學校拿到駕照。夏初，我們的「勝利」車運到了科馬洛沃，之後就一直靜靜停在那裡。突然有一天，父親對我說：「明天你開車送我去列寧格勒。」

不過我沒什麼擔憂的必要，一切都很順利。主要是因為父親在旁邊指導我：他提醒我轉彎，告訴我要開上哪條路⋯⋯父親對駕駛理論爛熟於心，但他沒法上手，他也盡可能避免開車。哪怕他在戰前就已經拿到了駕照。

我家買第一輛「勝利」車的時候，出了這麼一件事。當時買車的流程長且繁瑣，車的主人也必須親自出面。所以我父親去了店裡，諸事安排停當後，親自把車開了回來。車行駛狀況很差，父親就以為他是買了一輛偽劣車。

把車停在我家附近之後，父親鎖了門打算離開。這時一個司機喊住了他：「喂，戴眼鏡的！看看你的車出什麼毛病了！」他一看，發現輪胎在冒煙。後來他才知道，從買車的地方到家這麼長一段路，他一直沒松手剎。

馬克西姆：

我記得另一件類似的事，母親說過的。有次她對父親說：「你有駕照，我們開車去城外走走嘛⋯⋯」他們去了狗公園，那裡有個停車庫。我父親坐在方向盤前，啟動了車，開上了街。但他忘了關門。門掛在車庫門後，差點掉了。於是出行計畫取消，他們鎖了車庫，然後回家了。

不過我父親有時候又愛模仿司機那些行話，他會說：「活塞、油門——這些東西我一竅不通。」他也提到過那位優美的豎琴家薇拉·杜洛娃的軼事。演奏會之後，一個婦人走到她身邊，指著她的豎琴踏板問：「這是您的油門嗎？」

佳琳娜：

我覺得開車這件事，對於肖斯塔科維奇而言是一種心理層面的禁忌。他太情緒化，太脆弱善感了，此外還有他越來越強烈的責任感⋯⋯

伊薩克·格利克曼：

「照他一貫的規矩，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來車站接了我。然而，由於司機生了病，這次他是親自開車來的。結果回家的半道上，他犯了個小錯誤：他在禁止鳴笛的區域按了喇叭。轉眼間，一個舉止森嚴的執法人員現身了。肖斯塔科維奇十分緊張。他甚至都沒想過自己可以向這位警官展示自己身為最高蘇維埃代表的權力（這與他的生活原則相悖！）他順從地交出了自己的駕照。警官嚴厲指責了他的『違規行為』，直到看見駕照上的姓氏。警官詢問他是不是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鬱瘁地滿足了這位警官的好奇心，然後他就被放行了。這事聽來或許奇怪，但就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意外，就讓生性敏感的肖斯塔科維奇非常不安。」

38.

佳琳娜：

肖斯塔科維奇走到車旁，伸手去拉門把手⋯⋯接著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他被電打了一下！父親嚇得從車旁彈開，眼鏡也掉了⋯⋯

我們當時的司機亞歷山大·利沃維奇·利莫那多夫在車上安裝了一個自製防盜系統。當然，自從這天才發明攔下的第一個人成了這輛車的主人之後，它就被拆掉了。

利莫那多夫為我父親工作多年，之後另一個司機取代了他。這個司機叫維克托·戈格諾夫，他身上也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

在拉夫魯辛斯基街，特里亞季科夫美術館正對面，有一棟高樓。很多莫斯科作家住在那裡。高樓的底層很多年來都是版權保護辦公室，他們在這裡給有作品公開演出的作家和作曲家發錢。那裡還有一個儲蓄銀行，在那裡可以轉賬。

肖斯塔科維奇在全國巡迴期間，花掉了大筆金錢。他回到莫斯科之後，立刻就去了拉夫魯辛斯基街，打算從戶頭上再取一筆錢。父親乘車去了版權局，不過他自然沒有告訴司機他要去那裡的目的。所以我們的司機對這次出行表達了他自己的見解。他說：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多麼睿智，富有文化修養。他離開了莫斯科一兩個禮拜，一回來就立刻從車站趕去了特里亞季科夫美術館！⋯⋯

馬克西姆：

維克托·戈格諾夫還有過這麼一件事。他不知為何到我們家來，看到我坐在鋼琴前。然後他對我說：「讓我試試彈『莫斯科之夜』。」他用右手按鍵盤，但有些猶豫、笨拙⋯⋯然後他突然說：「等等，我知道怎麼回事了⋯⋯」然後他爬到鋼琴底下，把手伸出來，這次他彈得自信多了。後來我才知道他彈手風琴，習慣把鍵盤擺在肚子那兒。

説回版權局。有次我恰好陪父親去那兒。在收銀機旁，我們見到讓·保羅·薩特站在那裡，正在仔細數一疊相當厚的鈔票。應該說明的是，當時蘇聯是不給外國人發錢的。他這種情況是例外。為的就是鼓勵那些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特別有利的明星人物。顯然，薩特是其中之一。

父親飛快瞟了一眼這位法國人，悄悄對我耳語：

——我們不會否認那些轉移至進步陣營的反動分子的物質利益。

（肖斯塔科維奇這是在戲仿那個年代列寧的著名格言：我們共產主義者不會在提升勞動生產率時否認工人的物質利益。）

39.

佳琳娜：

肖斯塔科維奇很快從一架鋼琴換到另一架，然後又換到第三架、第四架，他試了每一架鋼琴的聲音⋯⋯這是在赫爾辛基，一家巨大的斯托克曼商店。商店頂層賣的是樂器。

父親喜歡這些鋼琴的其中一架。當時所有人，包括父親自己都相信他會把鋼琴買下來。但命運並不認可。

1958年，肖斯塔科維奇被授予讓·西貝柳斯獎，父親去了芬蘭首都接收獎賞。我正好陪他一道去。當時是十月初。

除了鋼琴，我們還打算買些傢俱、衣服，因為當時在莫斯科根本買不到什麼得體的東西。西貝柳斯獎的獎金可觀，所以我們的計畫看上去還是很可行的。

然後，在頒獎前一天，一個有權力的人告訴父親：人們說，有意見（這個詞在當時，表達的是不容拒絕的命令的意思）認為，獎金應該捐給蘇芬友好協會。所以我們貪婪的計畫頃刻就崩潰了⋯⋯而且崩潰的不只是貪婪的計畫，我們本打算在芬蘭停留幾天，在這個國家四處轉轉⋯⋯但如今，父親的錢已經不是他的了。他堅決地宣布：

——明天我們就回家。

我們只在赫爾辛基停留了三天。

在莫斯科的時候，當父親說他要帶我去芬蘭，我的未婚夫，我弟弟，以及我們共同的朋友，都開始求我給他們帶禮物。他們的請求都很一致——人人都要口香糖和芬蘭刀。

我們一到赫爾辛基，父親就給了我錢讓我去買紀念品。當然，他不知道我買了什麼。我先買了口香糖，這東西在酒店大堂就能買到。我的行為導致了一個有些出乎意料的結果。有個人，似乎是大使館的人，對我父親說：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您知道您的女兒在購物機買了口香糖嗎？我請求您正告您的女兒，讓她不要在任何情況下、任何地點嚼口香糖，此事在這裡被認為是非常不得體的。

我在一個紀念品商店買了芬蘭刀，就在我們出發回莫斯科前不久。但我收拾行李的時候，父親到我的房間，看到我的箱子底擺著五把一模一樣的刀。作為一個謹慎守法的人，他嚇壞了：

——你這是買了什麼？你記得他們在過關須知裡寫的：不允許攜帶武器。你的箱子裡卻裝著這些鋼鐵玩意兒。我們會被攔在邊境的！

不過我努力讓他冷靜了下來，解釋說這些東西都是當地的芬蘭紀念品⋯⋯此外，我保證如果在海關引起了任何注意，我就把東西丟了。但最後一切順利，我們的行李沒有接受任何檢查就被放行了⋯⋯

肖斯塔科維奇不像一般的蘇聯人，他一點也不喜歡出國旅行。首先，因為他不可以，他沒有權力在海外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和感受。此外，他也知道有些固執又無禮的記者很可能會問些挑釁的問題。最後，他這樣一個舉世聞名的人，出國時卻不能帶上足夠的資金，像所有同胞一樣，他被允許攜帶的資金幾可忽略不計。這令他感到恥辱。

我還記得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發生在1950年。肖斯塔科維奇受邀前往德國，當地在紀念巴赫逝世二百週年。有一些受人尊敬的音樂家找到了父親，請他購買一部出於慈善目的發行的專輯。專輯價格高昂得與其本身完全不相襯，因為這些販賣紀念專輯的收入全部都會用來幫助樂團裡年老和患病的成員。肖斯塔科維奇不方便拒絕購買，他收下了專輯，解釋說他得晚一些付錢。接著父親去了蘇聯大使館，找人借了購買所需的數額，這才擺脫了尷尬的處境⋯⋯

我記得，他回到莫斯科之後，就去找高層談話了，差點找了莫洛托夫本人。父親說今後他會斷然拒絕出國，因為他不敢保證自己不會再遭遇這種令自己蒙羞，也肯定令國家蒙羞的情況。

40.

佳琳娜：

——你是不是要去遛狗？請把信也一起寄掉。

父親對我說道。

他寫很多信。每天他桌上都有一堆封好的信封，以及明信片。他署名的時候，並不按照蘇聯那種隨意的方式——先寫收件人的姓，然後是名字首字母；他按照老派的俄羅斯習慣，尊敬地寫收件人全名：名字、父名，然後是姓。

幾乎所有肖斯塔科維奇的信都簡短，口吻官方。但他在給親近的朋友寫信時，有時會寫得更詳細，而且我覺得也更有感情一些。但即便如此，他的信比起抒情，更多的也還是諷刺。父親是個非常克制的人，面對陌生人嘴閉得很緊。

想了解他的書信遺產的話，必須去讀一讀《寫給朋友的信》這本書，裡面收錄了伊薩克·達維多維奇·格利克曼保存的書信，他和肖斯塔科維奇之間有超過四十年密切的交往。在這本書裡，除了許多簡短的信箋，還有一些重要的信件，部分展現了父親的感受和思想。「部分展現」不是隨便說說的，我父親那代人都明白，他們的書信都會被仔細檢閱。

這種情況迫使肖斯塔科維奇運用意象和暗示，而且我們必須承認，他是這方面的高手。他的一些信風格非常類似米哈伊爾·左琴科的故事，父親仰慕他。還有一點：肖斯塔科維奇對於蘇聯各種可怖的、毫無審美水平可言的權力炫耀的真正態度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肖斯塔科維奇寫給格利克曼的信給到了非常詳盡的回答。

肖斯塔科維奇致信格利克曼：

「蘇聯作曲家聯盟要討論這部作品（第八交響曲），因為我生病，討論推遲了。現在討論即將開始，而我肯定會上會出現有價值的批評，這些批評會激勵我進一步創作，在後續創作中我會回顧我之前的作品，我會向前進，而不會倒退。」

「情況是，我的胃放棄了堅守它的最高職責，停止了對食物的消化。」

「一整天我都坐在作曲家議會席中。晚上我要出席新作的優秀音樂作品的慶祝首演。不過這些節慶對我而言並不總是節慶。」

「從審美印象來看，我會說這就像一碟吉普賽演唱。它挺好的，儘管很令人悲傷。演唱者沃爾莎妮諾娃和吉普賽合唱團唱了歌。唱得非常好。聽她唱歌，眼淚從臉上流下去，食慾從胃裡升起來。」

「1957年12月29日，敖德薩。

親愛的伊薩克·達維多維奇！我在苏维埃乌克兰建成四十周年的国庆日到达了敖德薩。早上我出了门；你当然明白在像这样的日子里，一个人是不可能呆在家里的。虽然天气相当阴沉，雾霭蒙蒙，但整个敖德薩的人都出来了。到处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同样还有同志A. I. 别利亚耶夫、L. I. 勃列日涅夫、N. A. 布尔加宁、K. Ye. 沃罗什罗夫、N. G. 伊格纳托夫、A. I. 基里连科、F. P. 科兹洛夫、O. V. 库乌希年、A. I. 米科杨、N. A. 木希特蒂诺夫、M. A. 苏斯洛夫、Ye. A. 福尔采娃、N. S. 赫鲁晓夫、N. M. 什维尔尼克、A. A. 亚历斯托夫、P. A. 博斯佩洛夫、Ya. E. 卡里贝尔津、A. P. 基里申科、A. N. 柯西金、K. T. 马祖洛夫、V. P. 穆扎瓦纳泽、M. G. 别尔乌辛、N. T. 卡尔申科的肖像。

“街上四处旗帜招展，贴满了标语口号。到处都能看见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的快乐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到处都能听到人们欢呼着那些伟大的名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同样还有同志A. I. 别利亚耶夫、L. I. 勃列日涅夫、N. A. 布尔加宁、K. Ye. 沃罗什罗夫、N. G. 伊格纳托夫、A. I. 基里申科、F. P. 科兹洛夫、O. V. 库乌希年、A. I. 米科杨、N. A. 木希特蒂诺夫、M. A. 苏斯洛夫、Ye. A. 福尔采娃、N. S. 赫鲁晓夫、N. M. 什维尔尼克、A. A. 亚历斯托夫、P. A. 博斯佩洛夫、Ya. E. 卡里贝尔津、A. P. 基里连科、A. N. 柯西金、K. T. 马祖洛夫、V. P. 穆扎瓦纳泽、M. G. 别尔乌辛、N. T. 卡尔申科、D. S. 科尔洛申科。到处都能听见各种口音的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时不时的也能听见外语，人们都在念着上面这些人类的进步代表，他们来到了敖德薩，为的是与敖德薩人民一同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我自己一直在街上走着，走到再也无法控制我的喜悦之情，我回了家，决定尽我所能向你描述敖德薩国庆日的庆祝活动。

我請求你，不要過於嚴苛地指責我。

我熱烈地吻你。

D.肖斯塔科維奇」

41.

佳琳娜：

我們父親不反對喝酒。他的朋友和熟人都知道他愛喝伏特加。赫魯曉夫的「解凍期」開始之後，音樂家們開始去海外演出，有些人會買含酒精飲料回來，給肖斯塔科維奇做禮物。

我記得這樣一個場景。父親坐在桌前，面前擺著一瓶外國酒，有個螺紋帽。這對我們而言很新奇，因為那年頭的國產伏特加只塞一個「不帶尖頂的帽子」，一塊柔軟的金屬，拔出來就扔了。

我還記得父親說：

——外國酒瓶都用螺紋軟木塞，因為他們的酒瓶經久耐用。我們的半升裝是一次性的，一旦打開就再也不用塞起來了⋯⋯

有時候他也會重複那句俄羅斯著名諺語：

——伏特加只分好的伏特加，和非常好的伏特加。不存在所謂差的伏特加。

肖斯塔科維奇致信格利克曼：

「1974年3月25日，茹可夫卡。

親愛的伊薩克·達維多維奇！

隨信我給你寄了「特級」伏特加的標籤。標籤上我畫了一個箭頭，箭頭所指的地方是它的質量標示。品鑑家說，如果標籤上有這個標示，那這瓶「特級」伏特加的質量就很高。所以我建議你：在購買「特級」伏特加時，注意看標籤上有沒有這個標示。

祝你健康、幸福。

我們向薇拉·瓦西里耶夫娜獻上真摯的祝福。

你的D.肖斯塔科維奇」

42.

我站在我們的餐廳裡。在我面前是一個巨大時鐘打開的門。廣播即將發出一道特殊的聲音——「對時信號」。我得掐準時間，在同一時刻擺動鐘擺⋯⋯我父親則在他的書房，預備做同樣的事情⋯⋯

他非常喜歡各式各樣的時鐘，我們每個房間裡都有鐘。只有餐廳裡的落地鐘，還有他書房裡的時鐘會敲響。所以我父親要讓兩個鐘同步，為此我們要和他一起捕捉「準點對時信號」。

43.

佳琳娜：

電話聽筒傳出劈劈啪啪的聲響，父親的聲音很不清晰。他正從位於博爾舍沃的別墅打電話給我，那邊信號一直很不好。我拿出紙，邊看邊念：

——「火」，三分十五秒⋯⋯「夜晚的街道」，四分鐘整。「窗外的雨」，兩分三十秒⋯⋯

父親不喜歡給電影作曲，可是——哎！他為了生計不得不做，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最可接受、最得體的營生。電影賺的錢，要比一部嚴肅的交響樂作品賺的錢多幾倍。更不必說，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有時候還會遭到禁演。

1948年，他的作品被禁演的一段時間，他向I.格利克曼坦白：「去年，我不得不給很多電影作曲。這讓我得以繼續生存下去，但也讓我筋疲力竭。」

接下一部電影的作曲邀約，父親會收到一份像工作計畫的東西，上面列出電影的情節以及時長。他去博爾舍沃的時候，把這個計畫的其中一頁留在了莫斯科。我得從家打電話給他。我找出這一頁，把上面的內容讀給他。

——你都寫下來了嗎？「莫斯科街上的電車」，六分鐘⋯⋯「白色的寂靜」，三分鐘⋯⋯

這個「白色的寂靜」讓父親覺得尤其好笑。他說：

——怎麼會有人要求要用音樂傳達「白色的寂靜」這種東西啊？

44.

佳琳娜：

父親走進馬克西姆的房間：

——你手頭肯定有香菸。

「什麼菸？」馬克西姆困惑地問。

——我知道你肯定有菸。你抽菸。

——你為什麼這麼想？

「給我支菸抽。」父親請求道。

父親一輩子都抽菸。他喜歡「卡茲別克」香菸，但有時候他會忘記儲備足量的菸。儘管在一些時候，他會考慮得特別周全。比如1949年他去美國的時候，半個行李箱都是「卡茲別克」香菸。

馬克西姆長大後，也染上了菸癮。他要麼是最後一學年，要麼是在音樂學院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抽菸了。當著父親的面，他自然不好意思抽菸。至於父親，也只是假裝不知道有這回事。

那天，父親就是菸抽完了，所以他去了自己兒子的房間。馬克西姆只好坦白，並且把菸分給父親。

儘管父親抽菸很兇，但他受不了菸灰缸太滿。一旦他看見菸灰缸裡有超過兩個菸屁股，他就立刻要把菸灰缸倒空。」

45.

佳琳娜：

父親在房間裡緊張地踱來踱去。

「誰也不知道他們會送你去哪兒，」他告訴我，「可能是特穆塔拉幹，遠東⋯⋯如果你是演唱家，我馬上就能給你找到地方去⋯⋯你怎麼會想到要進生物系的？」

這事發生在1959年春天。我從大學畢業了。像我所有同學一樣，我要接受所謂的分配。對於那些沒有機會在莫斯科工作的人，特別是那些沒有適當給到學院那張小票子的人，就得去偏遠地區，在某個偏僻的中學當生物老師。

父親完全沒想到有這回事，而且坦白說，我也不想離開家。接著我們就開始在我們的親戚當中尋找，看有沒有人從事的工作跟生物學關係比較近。我沒花很長時間就想到了，我父親的妹妹，左婭·德米特里耶夫娜，她的丈夫格利果里·康斯坦丁諾維奇·赫魯曉夫，是第二醫學院組織學系的主任。當時他們正好開設了中央研究實驗室，我就去那裡工作了。

46.

佳琳娜：

肖斯塔科維奇果斷走進了門，接著立刻去了浴室。他檢查了水龍頭——水流進了水槽。他檢查了洗手間，拽了拉繩——馬桶的沖水聲響起。然後，父親宣布：

——這個房子我買了。

他沒有去檢查二樓，沒有檢查房頂，沒有檢查地下室⋯⋯他就只對屋子的供水情況感興趣。

於是，我們買下了在茹可夫卡的房子，父親在那裡住了很多年。

早些時候，我們在博爾舍沃有個別墅，那是斯大林私人指示贈給肖斯塔科維奇的。這棟木屋其貌不揚，但父親很喜歡這裡——他能在這裡安心工作。在博爾舍沃，只有一件事令他煩心——供水總是有問題。飲用水必須從很遠的地方買，雖然我們試過在屋子附近打井，但總是不太成功。父親是個愛乾淨的人，他時常洗手，而且他和水總是有一種特殊的關係。

六十歲那年，他被允許在茹可夫卡購置房屋，那是蘇聯學者居住的村子。這裡不得不提父親一絲不苟的作風。他沒有賣掉斯大林給他的在博爾舍沃的別墅，而是把它還給了國家。哪怕他當時還需要為新房付一大筆錢——而且必須立刻支付。

蘇聯時期，作品在海外演出過的作曲家都有外匯戶頭，海外收入有部分會被打到那裡。如果作曲家出國，他會被允許從這個戶頭取一些錢。但這事不容易辦，必須經過高層允許才行。

當然，肖斯塔科維奇也有這樣的戶頭。他為了付錢買房子，不得不把這個戶頭的存款全部換成盧布。國家還為此獲利了，因為換匯的時候，採用的是奇高的官方匯率。這次金融行為導致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阿拉姆·哈恰圖良給父親打了電話：

——你在做什麼啊？你要讓我們如何自處？我們被告知：肖斯塔科維奇是個愛國者，他把自己的錢全換成盧布了。現在所有的作曲家都得以你為榜樣。如果你在國內需要用錢，可以問我啊。我們都會借給你的⋯⋯

現在的讀者可能會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但我們父親成年後完全活在蘇聯統治之下，幾乎不管幹什麼，都不得不忍受羞辱。在他死前不久，七十年代的時候，他在出國前打算從他的外匯帳戶取一大筆錢——他想買一輛外國車，好像是梅賽德斯。但官方不允許，他們對肖斯塔科維奇說：「在蘇聯，我們也生產高質量車——伏爾加。」

47.

佳琳娜：

——在這兒放個盆⋯⋯不是這樣，還要更多。

說這話的人是佳琳娜·帕夫洛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

——你需要一整桶熱水⋯⋯

這是我第一次給我的大兒子安德烈洗澡的場景。事情發生在1960年。他們直接把我從醫院產房送回了茹可夫卡的別墅。我們家沒一個人會照料新生兒。母親去世很久了，管家菲尼亞也已經老了。我給孩子餵奶，把孩子包進襁褓，父親一直在問他的外孫什麼時候可以洗澡⋯⋯說實話，我有點怕給他洗澡。然後父親去了羅斯特洛波維奇家，請來了佳琳娜·帕夫洛夫娜——一位堅韌的女性，同時也是兩個女兒的母親。

48.

佳琳娜：

我接起電話，另一頭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您好。這裡是《蘇聯文化報》。請問我能與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通電話嗎？

——他現在不在莫斯科。

我回答。

——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不好意思，我們也不知道。

這樣的對話時不時會發生。掛壁電話所在的那面牆上，還掛著一個名單，是我父親親手寫的。開頭第一行：

「所有雜誌報刊」⋯⋯

上面還列了一些機構的名字，以及一些特定的人的名字。這個名單的意思，只有我們家裡人才知道：如果打電話來的是這個單子上的人或組織，我們絕對不能去喊父親來聽電話。

肖斯塔科維奇對記者尤其厭惡。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他覺得他們不講禮貌，沒有教養，就會問一些不得體的、惹人生氣的問題。

馬克西姆：

有些記者至今仍對肖斯塔科維奇心懷積怨。他們認為父親毫無道理就不喜歡他們。這些人從來沒費心考慮過父親在生活中需要面對什麼。他和他的所有家人，基本上都是一個作惡多端、殘忍無情的政權的人質。父親不得不在那些隻手遮天的迫害者的監視下說話。

49.

佳琳娜：

我記得父親曾嘆息道：

——如果我有權一年分出去至少兩套公寓倒好了⋯⋯這樣我怎麼可能幫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許多年來，肖斯塔科維奇都是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他嚴格執行著伴隨而來的各種職責和義務：他參加會議，特別去往列寧格勒「接見投票者」⋯⋯但那個時候的代表沒有實權，也不可能有任何實權。所以，像父親這樣對他人的痛苦懷有極大責任感與同情心的人，任這種代表是很沈重的負擔。

馬克西姆：

人們去找「肖斯塔科維奇代表」無非兩個原因：住房問題，壓迫問題。父親尤其渴望幫助遭遇後者的人。1963年末，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在列寧格勒受到迫害。安娜·阿赫馬托娃請肖斯塔科維奇去了她那裡，12月17日他去了她位於大奧爾登卡街的住處，詩人在莫斯科時就住在這裡。顯然他採取了措施，和列寧格勒的主要負責人V.S.托爾斯季科夫聊過「布羅茨基案件」，期望能夠幫上忙。但是可惜！這些都是徒勞——詩人還是被捕、被判刑了。

我記得，去大奧爾登卡街的時候，我父親說這話說了好幾遍：

——我跟阿赫馬托娃該怎麼聊？

詩人的家人告訴我，在父親抵達之前，詩人也表達過自己的困擾：

——這一切都好，就是我不知道該跟肖斯塔科維奇說什麼。

不過，他倆都對這次交談很滿意。

順便一提，安娜·阿赫馬托娃非常仰慕我們父親，也有證據證明這點。1958年12月22日，她在她的詩集提了這樣一段字：

安娜·阿赫馬托娃

音樂

D.D.肖（斯塔科維奇）

它的體內燃燒著神奇的火焰，

在我眼前，它閃爍著寶石般光輝，

當別人都害怕與我相聚，

就它一個同我縱情傾談。

當最後一個朋友淡然離去，

它卻留在墓穴跟我作伴。

它鏗鏘鳴響宛如第一聲春雷，

又如百花園中群芳爭榮吐豔。

50.

馬克西姆：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您只需要拿起聽筒就可以了，」客人焦急地說。

肖斯塔科維奇痛苦地看著她。

父親不明白拿起「聽筒」是什麼意思，但他常聽到這種說法。太多請願的人錯誤地以為，無論肖斯塔科維奇知名度如何，他都是一個手握權力的人。人們以為只要他向高層請求，無論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這位女士我還記得，是某位作曲家的遺孀，她深深沈溺於有關她丈夫「雋永的」回憶之中。在她看來，只要肖斯塔科維奇一個電話，她丈夫的作品就能演奏，就能在廣播上播出。父親「拿起過聽筒」很多次，也在信上簽過名，但對於這位遺孀來說，這些都還不夠。

在一些交談中，這位夫人抱怨：

——我丈夫死了，我孤苦無依⋯⋯

肖斯塔科維奇說：

——是的，是的⋯⋯但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有二十個孩子，他們都在傳播他的音樂。

「是啊，」這位遺孀說，「他的音樂至今仍在傳唱。可我孤苦無依，我只有我一個人！」

我記得有一次，父親在和這位女士聊完之後，回到家裡對我們說：

——我死了以後，別管我會不會「不朽」⋯⋯別費心去演奏我的音樂⋯⋯

佳琳娜：

但他一輩子都在推廣他認為有才華的學生和同事的作品。你能在雜誌和檔案中讀到許多他讚美他人作品的信，比如S.普羅科菲耶夫，A.哈恰圖良，Y.斯維利多夫，K.卡拉耶夫，M.魏因伯格，G.烏斯特沃爾斯卡婭，B.季先科，E.傑尼索夫，還有其他作曲家。他這些信都寫得相當真誠——儘管肖斯塔科維奇思慮周到，教養良好，但他從不在對音樂發表意見時說謊。

馬克西姆：

父親特別欣賞他的朋友馬特維·布蘭特的才華。「莫佳」，人們如是稱呼他。順便一提，我為此倒過霉。我們在學校的時候要寫所謂的陳述。裡面有個人物的名字叫「馬特維」。我全寫成了「莫特維」。老師問我，你為什麼要寫「莫特維」，而不是「馬特維」？我告訴她：「我父親有個朋友叫馬特維·布蘭特，大家都喊他『莫佳』⋯⋯」

父親的原則也並不止適用於他的同事，因為有各種各樣想成為作曲家的人會把自己的作品寄給他。他對每一個人的回覆都很友好。不過，他從來不鼓勵不切實際的希望。有個開起重機的人曾經給他看過自己寫的一首歌。肖斯塔科維奇回信：「您的職業這樣美好：您建造房子，這對人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給您的建議是：繼續您有益的工作。」就像這樣⋯⋯

肖斯塔科維奇致愛迪生·傑尼索夫：

「我很高興您這麼關心有關藝術的種種問題，我對藝術如此喜愛，沒有藝術估計我一天都活不下去⋯⋯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熱愛他的工作⋯⋯若您就這麼令自己的才華被埋沒，這會是巨大的罪過。當然，為了成為作曲家，您得學很多東西。不僅僅是學習技術，還有很多別的。作曲家並不只是一個懂得選擇旋律和伴奏，懂得如何配器的人。任何能讀音樂、會寫音樂的人，估計都能做到這些事。作曲家的內涵遠比這更多。或許，通過仔細研習那些音樂巨匠留給我們的豐富音樂遺產，您會發現作曲家的真諦⋯⋯您讓我給您下一步該做什麼的建議。您的天賦無庸置疑，這讓我堅持認為您該成為作曲家。但如果您在大學的學習只剩一年，那您該先讀完大學。成為作曲家的道路充滿荊棘（抱歉，我的用語多少有些粗魯）。我經歷過，今後也會繼續經歷這種痛楚⋯⋯若您決定走這條路，還請您將來不要咒罵我。容我重申：成為作曲家的道路荊棘遍地。我已經受過那些罪，此刻也仍在承受。此外，確保先從大學順利畢業。」

馬克西姆：

肖斯塔科維奇並非出於自由意志接下了俄羅斯作曲家聯盟主席的職位。但在這個位置上，他工作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良心，他利用那些可以利用的機會，幫助有才華的人。

索非亞·亨托娃：

「他的客觀公正令我震驚。他是個敏感易怒的人，但作為領導，他不允許自己出於私情羞辱別人。E.多爾瑪托夫斯基曾見證過肖斯塔科維奇『栽培出』的一個學生，聽了別人的話，出於一時的狂熱心態，就忘恩負義地、醜陋地出言貶低自己的老師。肖斯塔科維奇內心深處十分受挫⋯⋯但在全體大會上發言時，他並不為自己正名⋯⋯在提及成功的作曲家時，他將那位冒犯自己的學生列為最優秀的作曲家之一。這事讓我（多爾瑪托夫斯基）很生氣⋯⋯開第一場會的時候，我告訴他，誇讚那樣一個惡棍是無益之舉。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安撫了我的情緒：

——他是我最好的學生之一。他舉止不得體，不代表我就應該改變我對他的才華的看法。也是因為這，他們才選我擔任俄羅斯作曲家聯盟的主席，畢竟我不知道該怎麼找人算帳。

接著他又把對話往輕鬆的方向帶了帶：

——當然，也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怎麼當領導。」

作曲家鮑里斯·季先科談肖斯塔科維奇：

「他提到過自己的一個熟人會為另一個『懂得推銷』的人寫音樂，接著兩人『分享收入』：『他們就在廁所裡，一個人把錢從自己口袋放進另一個人的口袋，而另一個人把譜子給他，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我說：「這無賴是誰？我要把他趕出聯盟！」（當時，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是蘇維埃俄羅斯偵查委員會的第一書記），但他拒絕透露對方的姓名：「畢竟他給了我錢⋯⋯」』」

51.

佳琳娜：

父親拿起一疊牌，開始分牌。

「好了，」他說，「這一局不能抽中紅桃⋯⋯」

這事發生在位於茹可夫卡的別墅。我們在玩「國王」。坐在桌邊的除了我父親和我，還有我們的鄰居，學者尼古拉·安東諾維奇·多列扎爾，以及他的妻子亞歷山德拉·格利果里耶夫娜。

紙牌總是肖斯塔科維奇生活的一部分。我母親還健在的時候，他也會打同樣的紙牌遊戲——「國王」。此外，父親還非常喜歡玩單人紙牌，這能幫助他平靜心緒。

我得說，我們打牌總是賭錢的。父親不認可打牌沒有輸贏。當然，我輸的時候，他會替我付錢。

住在茹可夫卡的那些年，我們和多列扎爾夫婦逐漸走得近了。我們會一同過新年。首先，大家會在我們的住處吃點小吃，還有一道熱菜⋯⋯接著大家到路對面的多列扎爾家，他們招待大家吃甜食和冰淇淋。有時候，如果羅斯特洛波維奇和維什涅夫斯卡婭也一起過新年的話，大家接下來就會去他們家，他們招待眾人吃水果⋯⋯

馬克西姆：

我們的別墅所在的學術村，住的主要都是核物理科學家。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這個村子是在拉夫連季·貝利亞的指示下建起來的。斯大林時代，他負責核武器的生產。札哈羅夫在這個村子有一棟別墅，其他科學家在這個區域工作。我記得父親帶著他的客人在村子裡四處轉的時候，曾這麼向客人說明：

——某某學者住在這裡⋯⋯某某學者住在那裡⋯⋯這一位堪稱優秀絕倫。他發明了這種物質，只要灑一茶匙在地球上，整個星球的生命全都會滅絕⋯⋯何等天才！超凡俊逸！⋯⋯現在只剩一個問題：如何均勻地把這種物質灑邊地球每個角落⋯⋯

52.

馬克西姆：

這天，父親去理髮店刮臉，我在隔壁房間等他。廣播開著，某個歌手正在演唱亞歷山大·阿里亞別夫的浪漫曲《夜鶯》。父親刮完臉，我們出了理髮店之後，父親皺著臉說：

——花腔，真是噁心，反音樂⋯⋯

我記得他這麼說。不過我相信這話不能完全照字面理解。很可能在不同的情況、不同的情緒下，肖斯塔科維奇也會不乏樂趣地聆聽這首歌。

他自己曾說過：

——我喜愛一切好音樂——從巴赫到奧芬巴赫。

他對一些著名作曲家態度複雜。比如柴可夫斯基，他相當不喜歡柴可夫斯基的一些東西，但他也非常喜歡柴可夫斯基的另一些作品。肖斯塔科維奇唯獨堅定反對斯克里亞賓的音樂。我記得他曾無情地評價這位作曲家：

——神智學和調香術的混合物。

俄羅斯作曲家中，他尤其欣賞穆索爾斯基，他花了很大的功夫，以確保聽眾聽到的音樂在形式上最接近作曲家的意圖。肖斯塔科維奇為《鮑里斯·戈杜諾夫》、《霍萬興那》、《死亡歌舞》重新配器⋯⋯他總是想要打磨那些他認為有才華的人創作的作品。

肖斯塔科維奇致其學生鮑里斯·季先科：

「我帶著惶恐之情把樂譜寄給您。我相信自己是心懷充分的敬意和仰慕為您的鋼琴協奏曲配了器。等我們見面時，我會再仔細與您解釋說明。我沒有濫用管樂器，並把銅管完全移除。所以我為自己解決了兩個問題。一、聲音的響亮程度不會受影響。二、大提琴獨奏會很清晰⋯⋯我不會再自作主張做大修改了。」

53.

佳琳娜：

事情發生在1960年夏天，在茹可夫卡。父親從二樓走下來，坐在一把椅子上，然後說：

——我剛剛完成了一部紀念我自己的作品。

他坐著，抽完菸，接著又上樓回書房去了。

那一天，他完成了著名的《第八弦樂四重奏》。這部作品演奏之後獲得了巨大成功，很快作曲家就在壓力之下改掉了作品的題獻。父親被迫屈服，作品換了一個新的描述——「以此紀念法西斯受害者」。這部作品就帶著這個虛假的獻詞，一直被演奏至今。這也是另一個證據，證明了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界同仁對他悲劇性的命運是何等漠然。

馬克西姆：

當然，在1960年，人們對「以此紀念法西斯受害者」的題詞態度不一，但如果把其中的「法西斯」理解為「極權主義」，那種模稜兩可的感覺立刻就消失了：肖斯塔科維奇本人也是這個可怕的極權主義國家數不清的受害者之一。

佳琳娜：

不，我不贊同這種觀點。他的那句話我至今都還能聽見：「紀念我自己。」你不經常聽到他說這種話，特別是像我們父親這樣謹慎的人，就更少講這種話了。我認為就應該保留他寫這部作品的真實意圖。

馬克西姆：

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可能會想：肖斯塔科維奇算什麼受害者？他是最高蘇維埃代表，是蘇聯人民藝術家，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所有可能的獎項他都拿過⋯⋯如果你要從這個角度看，那亞歷山大·普希金也從來沒受過壓迫：沙皇推崇他，他甚至為王室作詩！但人人都覺得這位偉大的詩人深受帝制之苦。哎！肖斯塔科維奇雖然沒活在尼古拉一世治下，但他活在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啊。父親不止一次感到過死亡迫近。而且他直到去世，都直接受到那些不學無術、傲慢又殘酷的官員的支配，他們一直都是公然威脅他的。

我永遠不會忘記1960年夏天，父親把我和加莉亞叫到他的書房，然後對我們說：

——他們逼我入黨了。

說完，他哭了。

我這輩子就見到他哭過兩次——我們母親去世的時候，以及他遭逢厄運的這一天。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致伊薩克·格利克曼：

「我从德累斯顿回来了。我看了L.阿尔恩施塔姆制作的电影《五天五夜》的材料。我得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清晰展现了廖利亚善良的灵魂。这是这部电影的主要意义。

我在德累斯顿住得很好，那里的环境很适合创作。我住在一个叫格尔利茨的镇上，这里靠近一个叫科宁施坦的小地方，距离德累斯顿40公里。一个无比美丽的地方——这整个区域被称作“萨克森瑞士”，可谓名副其实。良好的创作环境确实起了作用：我在那里写了第八弦乐四重奏。虽然我非常努力地尝试给电影写音乐，但迄今为止我还是没能写出来。我知道这才是我该做的事，但我写出来的却是一部有意识形态缺陷，而且没人期待的弦乐四重奏。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估计不会有人写什么作品来纪念我。所以我决定自己给自己写一部。作品扉页的献词可以这样写：“用于纪念创作了这部四重奏的作曲家。”四重奏的主题是四个音符：还原D，降E，还原C，还原B——也即是我的姓名首字母（D. SCH）。此外，这部四重奏还采用了我其他作品中的主题，以及革命歌曲《狱中之苦苦难熬》的旋律。至于我自己的主题，出自以下作品：我的第一交响曲、第八交响曲、（第二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协奏曲，以及《麦克白夫人》。我还用到了瓦格纳（《诸神的黄昏》中的葬礼进行曲）以及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第二主题）的材料。哦对了，我漏了我自己的第十交响曲。真是个了不得的大杂烩。这部四重奏的伪悲剧性本质令我在创作过程中流了不少眼泪，就跟我喝了半打啤酒之后的尿一样多。回家之后，我试着自己弹了两次，结果我又哭了。不过这次眼泪倒不单纯为这部作品的伪悲剧性质而流，还为这部作品惊人的整体形式之美而流。不过，还是得说，这里，可能，一些孤芳自赏的情绪也起了作用，不过这种孤芳自赏很快就会消散，最后只残留下自我批评的态度。

我已经把这部四重奏交给了抄谱员，我想尽快开始和贝多芬四重奏一起练习这部作品。

以上就是我在萨克森瑞士的全部经历。」

伊薩克·格利克曼：

「接下来讲述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在《第八弦乐四重奏》创作之前。

在1960年6月的最后十天中，肖斯塔科维奇来了列宁格勒。他没有下榻在自己平时住的欧洲酒店（Yevropeyskaya Hotel），而是在他姐姐玛丽亚的住处落脚。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6月28日，我短暂地拜访了一次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他告诉我他最近以萨沙·乔尔尼的讽刺诗写了五首作品，他希望我能熟悉一下这部新作。但就在第二天——6月29日——肖斯塔科维奇一大早就给我打了电话，催我尽快与他见面。甫一见面我便被他的样子吓到了。磨难在他脸上刻下了皱纹，他的周身为忧愁所环绕。他催促我直接到那个他睡觉的小房间里去，而他崩溃地倒在床上开始哭泣，声音饱含无穷无尽的痛苦。我担心极了，以为他抑或他的家人遭受了某种可怕的伤害。他勉强从流泪的间隙，挤出些模模糊糊的话来回应我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追着我来，追着我不放……』我从未见肖斯塔科维奇陷入过这样歇斯底里的崩溃状态。我给了他一杯冷水；他喝了，他的牙齿格格打颤，然后慢慢地他让自己冷静了下来。然而他还是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恢复了足够的镇静。接着他告诉了我最近在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

尼基塔·赫鲁晓夫提出，要指名肖斯塔科维奇为苏联作曲家联盟的主席，然而担当这一职务，意味着他需要成为一名党员。说服他走出这一步的任务落在了P. N. 博斯佩罗夫，俄罗斯联邦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身上。

1960年，『解冻』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在那个六月的早晨肖斯塔科维奇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记录在下：『博斯佩罗夫想尽一切办法说服我入党，他说，如今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领导下，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博斯佩罗夫把赫鲁晓夫夸上了天，讲起了他的少年时期——对，他用了「少年」这个词——告诉了我他那些美好的计划，以及现在正是我入党的好时机，因为我要加入的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而不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党。我几乎已经无力说话了，但还是尽力结结巴巴地向他表明，我不配接受这样的荣耀。最后我甚至跟他说我从来没有很好地掌握过马克思主义，很显然必须等到我掌握了再说。接下来我拿我的宗教信仰当借口，在这之后我又试图争辩说，并没有硬性规定说作曲家联盟主席必须要是党员。我举了康斯坦丁·费丁和列奥尼德·索博列夫的例子，他们在作家联盟身处高位，却也不是党员。但博斯佩罗夫不听我的抗辩，而且提了好多次说赫鲁晓夫尤其重视音乐的发展，为此他觉得我有义务进行支持。』

『这样的对话令我筋疲力竭。之后，我又和博斯佩罗夫见了一面，他又试图努力了一把，这次我基本上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了。最后我精神上实在撑不住，就这么投降了。』

他在进行这段描述的过程中，时常被我焦急的提问打断。许多次地，我提醒肖斯塔科维奇，告诉他，他曾说过自己永远不会加入一个崇尚暴力的党派。在一段漫长的沉默后，他继续说：『作曲家联盟很快就知道了我和博斯佩罗夫的讨论结果，接着有人匆忙拼凑了一篇演讲稿，原本是用来让我在会议上照本宣科的。但你看，我已经明确决定了，我什么会议都不去。我悄悄来了列宁格勒这里，和我姐姐在一起，躲开那些折磨我的人，企望他们能三思，说不定他们就能对我生出些许恻隐之心，留我个清静。但我也想，要是事情没这样发展，我可以把我自己锁在这里，就这么置身事外。可昨天晚上他们给我发了电报，要求我回去。但我不会走的，你看，他们要是想让我去莫斯科，他们就得把我绑起来拖过去，你知道吗，他们只能把我绑过去。』

肖斯塔科维奇像宣誓一样说完了最后这些话，紧接着他突然就彻底冷静了下来，仿佛得出了这一结论后，他就松开了缠绕在他颈上的那条绳子一样。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没有出席那场计划好的精彩盛会，如此便能有效地打消这件事。他的决心令我大喜过望，我向他道了别。在向这位隐居者保证过过几天我会再来看他之后，我回了我母亲在泽列诺尔戈斯克租赁的乡间宅邸。

然而，在7月1日，还没等到我再去拜访他，他就突然于夜深之时出现在了我的宅邸门前，手里攥着一瓶伏特加。天正下着雨。在经过了一个情绪低落的无眠之夜后，他看上去已经彻底筋疲力尽了。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几乎没能跨过我们小屋的门槛，他说：『请原谅我这么晚还来。但我实在需要见你，与你说说我的烦恼。』当时我还预料不到，在短短数周之后，他将在《第八弦乐四重奏》中将那些啃噬他的心灵的痛苦彻底倾倒出来，解放他的灵魂。

当伏特加逐渐卸下他心头的防备，肖斯塔科维奇开口说话了。他没有提起那场不幸的会议，而是谈起了命运之力。他引用了普希金《吉普赛人》中的一行诗：『无人能逃脱自己的命运。』听了他的话，我开始难过地想，如果他哪怕现在也不打算对命运屈服的话，在看到自己的抵抗尽付徒劳之后，他最后肯定也会妥协的。很不幸，最后事情的确如此发展：那场会议，一场可悲的荒诞剧，只不过是推迟了日期。而肖斯塔科维奇，面带屈辱地读出了那篇提前备好的声明，宣布他已被允许入党。回想这段往事，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肖斯塔科维奇所创作的一部优秀的合唱作品的标题：胜利之歌。这可作为他被迫加入共产党这一事件的题词。

肖斯塔科维奇在其创作与艺术生涯中所表现出的无畏无惧，与对斯大林恐怖统治的惧怕，同时在他的心中孕育成长。许多年来他遭受着精神奴役之苦，为此他通过具有自传性质的《第八弦乐四重奏》，以如此激烈的、令人心碎的旋律歌唱出《狱中之苦苦难熬》，也就不足为奇了。」

54.

佳琳娜：

——他進來的時候，我驚訝於他的長相。他看著像年輕時的斯大林——東方人的長相，留一撮小鬍子⋯⋯

這是父親對那位庫爾幹知名外科醫生——加弗里爾·亞布拉莫維奇·伊利札羅夫的形容。1969年，由於莫斯科的醫生拿父親的病情——下肢力量虛弱——束手無策，父親只好向伊利札羅夫求助。

我也記得羅斯特洛波維奇在父親的請求下去車站接伊利札羅夫的事情。他們在電話上約定好了，愛說笑話的姆斯提斯拉夫·列奧波多維奇說：

——我會站在月台最邊上。您很容易找到我的——我看著就像隻猴子。

兩人順利會師了。後來羅斯特洛波維奇哀嘆：

——如您所見，看來我真的長得像猴子。伊利札羅夫一下車就直衝我走來，哪怕月台上站了很多人⋯⋯

1970年春天，父親去了庫爾幹接受治療。

肖斯塔科維奇致格利克曼：

「我們在這裡的生活是這樣的：早上七點起床，七點到八點安排了我上午的日常事務：洗漱、刮鬍子、體育鍛鍊、聽新聞。八點半吃早餐。九點十五分出發去森林，我們會在森林步行一個鐘頭。十一點到十二點半，是繁重的、令人汗流浹背的鍛鍊與按摩。下午一點半吃午餐。下午三點半再次出發去森林。下午五點回醫院。這一切都很有益處。我的胳膊和腿的力量在增強。但到了晚上我就會累⋯⋯

此外，每隔三天他們會給我打一針。做了一場簡單的手術。每當我看到醫院裡的治療區，我都會為人類的天才感到喜悅、驚訝，生出極大的仰慕之情。這裡我指的是加弗里爾·亞布拉莫維奇·伊利札羅夫。等我們見了面，我會再告訴你他的成就。」

馬克西姆：

我記得父親說過他在庫爾幹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當時在醫院裡和他一同接受治療的，有很多肢體發育不良，或者肢體受損的孩子⋯⋯他看到了孩子們在一起玩球。遊戲過程中，孩子們是全然快樂的，他們遺忘了自己的傷痛，也感受不到傷痛——處處是歡聲笑語。

索非亞·亨托娃：

「『我在治療間隙，和小男孩謝廖札玩球。這孩子也在接受伊利札羅夫的治療。孩子隨心所欲地出現在病房，然後發出邀請：「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我們去玩球吧！」「好，我們去玩吧。」』

於是他們就一起拿著球走了。」

55.

馬克西姆：

父親的疾病第一次表現出症狀，是在1958年。當時他在法國開演奏會。那時他感到右手莫名不舒服。一開始，他以為是自己「用手過度」了。鋼琴家們在排練或演奏過度的時候，手會開始疼，他們就會說自己「用手過度」⋯⋯但疾病仍在發展，最後父親得到了一個診斷。這病叫做脊髓側索硬化症，在美國縮寫為SLA。這是個相當可怕的病，父親的右側身體全部受損了⋯⋯患者將來還有呼吸衰竭的風險。不過父親沒活到這個時候，他在這之前就患了肺癌⋯⋯他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恥，我覺得他對自己生病的態度非常克制。

伊薩克·格利克曼：

「（1972年）5月5日，十五號（交響曲）首演。愛樂大廳座無虛席。聽眾們都睜大了眼睛看著坐在包廂裡的肖斯塔科維奇。我覺得很多人來這裡並不單純為了聽交響曲，還為了實實在在看一眼他們最喜愛的作曲家。

他穿了一套黑西裝，一件雪白的襯衫，從遠處看去，他還像以前一樣年輕、英俊。

交響曲結束後，人們起立鼓掌。出現在舞台上的肖斯塔科維奇引起了聽眾更熱烈的反響。在後台，他對我說：『你想像不到走上舞台這件事讓我的腿有多累。』他的表情顯出痛苦。」

指揮家基里爾·康德拉辛：

「1970年，肖斯塔科維奇的許多作品已經被加入我的節目列表，而且我有個想法，就是一次循環演出作曲家的全部交響曲，以此慶祝他的六十五歲生日。這個想法在兩年內實現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出席了許多演奏會，哪怕他抱病在身。每次演奏會開始前，他都會說些類似這樣的話：

『基里爾·彼得羅維奇，如果交響曲演出成功，您想叫我上台鞠躬，而我沒能上台，只是走到舞台邊的話，屆時請不要生我的氣。我很難快速走上樓梯。到時候人人都會看著我，但我受不了。』」

索非亞·亨托娃：

「懷著喜悅與感激，肖斯塔科維奇同意了參加歌劇《鼻子》的準備工作。導演B.A.波科羅夫斯基和指揮G.N.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打算把它搬上室內樂劇院的舞台。波科羅夫斯基記得，在這個位於地下的劇院，作曲家下樓梯非常困難，排練結束後的上樓梯則要更艱辛。自然地，熱情的藝術家們願意親手抬著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上樓梯（這很輕鬆！），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自然而輕巧地拒絕了。他對庭院裡的緊急樓梯很滿意，沒人見過我們親愛的客人是怎麼爬上爬下的。沒人看見，沒人幫忙，沒人向他表示同情，也沒人把注意力放在他那可怕的疾病上。是因為這事不值一提嗎？不是，是他把自己掩藏了起來，別人的憐憫令他感到屈辱。我們都記得他是怎麼突然就現身於我們之間，和我們一起工作的。」

佳琳娜：

我記得父親是怎麼和他認識的一些人道歉的：

——請原諒，我只能用左手和您打招呼⋯⋯

1973年晚些時候，他的左肺被確診了一顆腫瘤。我記得他從醫院回來，躺下⋯⋯我走到他身邊，他說：

——他們在X光室看了我兩個小時⋯⋯來了一個醫生，接著又來一個⋯⋯

當然，他猜測自己情況不好⋯⋯但他不和任何親近的人討論這個話題。他的生活原則如是——永遠不要拿自己的問題去麻煩別人⋯⋯

伊薩克·格利克曼，日記：

「1974年6月9日。

今天我在列賓村見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我們聊了很久，聊了很多話題⋯⋯當我們倆獨處的時候（伊利娜·安東諾夫娜離開了房間），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向我提起他的腿和胳膊讓他遭了多少罪。提起這些的時候，他的眼中閃爍起淚光。接著，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緒，然後說：『不過，我不喜歡愛抱怨的人，我自己也不愛抱怨。』

聽他這樣說，我差一點潸然淚下。」

馬克西姆：

不能不提父親的妻子伊利娜·安東諾夫娜在他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在1962年和肖斯塔科維奇結婚，當時他的疾病還處於早期階段，甚至連一個明確的診斷都沒有。之後這些年裡，伊利娜·安東諾夫娜是他最大的支持與保護者。他們一同出行，一起去醫院和療養院。她是他的秘書，他的司機，他的護士⋯⋯

佳琳娜：

除了其他事情，伊利娜·安東諾夫娜也懂得該如何安排日常生活。這裡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工作的地方，這裡是他休息的地方⋯⋯她嚴格注視著，不叫他再分心，再被打擾⋯⋯

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裡，她已經是他的嚮導，雖然她照顧的人視力尚存。我能看到她與他手挽著手，她說：「小心點，米佳，這裡要下台階⋯⋯這裡要上台階⋯⋯」

最後，我們在茹可夫卡的別墅裝了電梯，這樣父親就能直接從走廊到房間裡去了。但畢竟我們生活在蘇聯，這個電梯必須得有個獲得官方授權的人負責。而伊利娜·安東諾夫娜毫不猶豫地就去參加了電梯操作員的特殊培訓，並且拿到了結業證書。有一回，她學的技術就派上用場了。電梯當時卡在了兩層樓之間，肖斯塔科維奇還在電梯裡⋯⋯然後伊利娜·安東諾夫娜就沿著梯子爬去閣樓，在那裡，她和管家一道徒手轉動那個巨大的鐵輪子⋯⋯電梯動了，抵達了二樓，父親也總算被解放了出來。

馬克西姆：

我很確信，都是因為伊利娜·安東諾夫娜無微不至的照料，父親才能活到將近七十歲，哪怕他病得那麼重。同時，人們也不該忘記，肖斯塔科維奇一直創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總是這樣教導學生：

——如果你不能寫音樂，你就不該寫音樂。

但他自己就是忍不住想作曲。他一輩子都沈迷於創作。有關肖斯塔科維奇的最精當的評價，我認為應該是他最好的、最喜愛的學生尤里·斯維利多夫在1975年8月14日，站在他的棺木前說的那番話：「⋯⋯（他）溫和、順從、有時面對一些日常事務舉棋不定，但他最主要的特質——他的內在本質——堅如磐石。他的執著是無與倫比的。」

1936年，他人生中（也是整個國家）極為艱難的一年，在羞辱和打擊之下，肖斯塔科維奇曾這樣說過：

——哪怕他們砍了我的雙手，叫我只能用牙咬著筆，我也要繼續寫音樂。

這並不是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