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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iscence by Shostakovich's children regarding their father

  • Writer: Sheena Huang
    Sheena Huang
  • Jul 20, 2022
  • 8 min read


馬克西姆:


早年在科馬洛沃有個所謂的兒童健康中心。有次我牙痛,父親就拉著我的手去了這個中心。這裡有個牙醫,他們把我放在一把椅子上,然後父親在醫生辦公室的門邊坐了下來。我還記得那天很熱,所以房間的窗戶都開著。


接著鑽子開始鑽我的牙,我感到一陣超乎想像的劇痛⋯⋯我受不了了,從椅子上溜了下來,奔向窗戶,跳窗逃回了家——回到了我們在鄉下的別墅。而父親對發生的事情深感沮喪,過了一會兒才回來。


後來他告訴我說,哪怕他,一個成年人,也經歷過同樣的情況。有個牙醫弄得他痛楚難忍,他伸腳推開牙醫,然後就像我一樣,從醫院逃跑了。但這種情況很不尋常。父親愛潔,他其實沒必要兩個月就去看一次牙醫⋯⋯他也會間隔差不多的時間,定期去理髮。他書桌上有一個活頁日曆,他會提前在日曆上標注必須去檢查牙齒或者理髮的日期。


佳琳娜:


親戚、朋友、同事的生日,父親也會標住在書桌的日曆上,而且父親從來不會忘記給他們拍電報或者寫明信片表示祝賀。他密切關注郵局的運行情況。我們在莫斯科近郊有了別墅之後,他寫了一張給自己的明信片寄到別墅,以觀察是否能寄到,寄到需要多久。


馬克西姆:

如你所知,肖斯塔科維奇,按照人們的說法,並不會去扮演一個「天才」,這令他反感。他從不保存自己的信,也不保存別人的信,甚至日曆他也會撕下來丟掉。現在你只能感嘆可惜了,畢竟這些日曆上不光紀錄了朋友的生日以及日常事務,還有與他創作有關的信息。比如,要修改某作品的某處,檢查中提琴部分,等等。


19.


佳琳娜:


父親在公寓裡不停地抽煙,來來回回地從一個房間踱到另一個房間。他沒有與母親交談。馬克西姆和我也同樣不說話,在這種時候,不適合問問題⋯⋯


那是1948年的冬天。我快十二歲了,馬克西姆十歲。我們知道所有的報紙都在頌揚黨中央委員會的歷史性決議,「關於V.穆拉傑利的歌劇《偉大的友誼》」。這次決議竭盡一切可能討伐了肖斯塔科維奇和其他「形式主義者」的音樂。


馬克西姆在一所音樂學校讀書,在學校裡是要學習這個「歷史性決議」的。有鑑於此,我們父母決定他最好暫時別去學校。為此我嫉妒他。因為我去的是蘇聯最普通的學校,我們六年級的課程壓根沒提到中央委員會的決定。


而這份「歷史性文件」的後果沒多久就顯現了出來:交響樂團不再演奏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而父親為了養家餬口,不得不為電影作曲,我得說他不喜歡幹這個。此外,他還被開除出音樂學院的教職工行列。我們家也失去了在政府診所接受服務的機會。


當時的氛圍相當令人不安⋯⋯


馬克西姆:


我們還小的時候,有時會問我們父親:我們認識的那個誰,或者那個誰,他們怎麼不見了呢?對此,父親有個非常簡短的答案:「因為他試圖在俄羅斯行資本主義復辟⋯⋯」但我們長大一些之後,就開始明白情況了。我們父親的姐夫,弗謝沃洛德·弗雷德里克斯被捕之後死了。他的妻子,我們的姑姑瑪麗亞·德米特里耶夫娜被驅逐出了列寧格勒。我們的外祖母,索菲亞·米哈伊洛夫娜·瓦爾札爾,有段時間也被捕了⋯⋯


從三十年代起,直到斯大林死去,肖斯塔科維奇都活在被捕和死亡的威脅之中。對政權表示忠誠也好,擁有不世之材也好,都無法助他擺脫這個威脅——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和導演弗謝沃洛德·梅耶霍爾德就是明確的例子。


如你所知,元帥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是肖斯塔科維奇的仰慕者之一,他被斯大林下令槍斃。他以前和父親時不時會有所交談。作曲家維尼阿敏·巴斯納爾曾告訴我一個我父親說給他的故事。肖斯塔科維奇有次拜訪了圖哈切夫斯基,在這之後他就被傳喚去「大房子」,也即是NKVD的列寧格勒總部。審訊中,審訊員問他,「您去了圖哈切夫斯基那裡,您是否聽說了他是怎樣與客人討論計畫暗殺斯大林同志的?」父親否認了這種說法⋯⋯「好好想想,你必須記得,」審訊員說,「一些拜訪圖哈切夫斯基的人已經向我們作證您當時在場了。」父親依舊堅持沒發生過這種事,他什麼也不記得⋯⋯「我強烈建議您回想起這段對話,」審訊員發出了威脅,「我會給您時間考慮,直到早上十一點。明天您再來找我,我們接著談⋯⋯」父親回了家,面對的既不是死路也不是生路。他決定不做任何不利於圖哈切夫斯基的證言,並開始為自己的被捕做準備。早上,他又去了「大房子」,拿到了通行證,坐在同樣的審訊員辦公室旁。等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但沒人傳喚他⋯⋯最後,一個契卡沿走廊走過,看到他就說,「您坐在這兒幹嘛?我看您在這兒坐了很久了⋯⋯」「我在等,」父親回答,「等審訊員N傳喚我。」「N?」這個契卡反問,「您不用等他了。他昨晚被捕了。回家去吧。」所以,毫不誇張地說,肖斯塔科維奇是奇蹟般地逃過了被捕的命運。


20.


佳琳娜:


我們在科馬洛沃的房子旁邊,是一棟芬蘭老宅,上面炫耀般地立著這樣的標示——「檢察官辦公室與法院休養所」。後來這個機構改了名字——國家機關休養所。不過改了名字也沒改變住在裡面的人,即所謂的懲罰機關的小職員們的才智與道德水平。也就是說,我們的鄰居並不怎麼令人喜歡,尤其是1948年夏天,當全蘇聯的報紙都譴責肖斯塔科維奇,稱他為「形式主義者」之時。這話的意思等同於說他是「人民的敵人」。


「國家機關」的職員們可不怯於表達他們忠誠的感情:隔著柵欄能聽見他們的辱罵叫喊,各種各樣的垃圾朝我們的住處丟來⋯⋯此處我們必須向馬克西姆致敬——他站了出來維護父親的尊嚴。


馬克西姆:


那些年,蘇芬戰爭的記憶仍未褪色,這戰爭恰巧就發生在我們的別墅所在的地方——卡累利阿地峽。我們知道這次戰爭中,蘇聯士兵的最大威脅就是芬蘭狙擊手。他們被稱作「杜鵑」,因為他們躲在樹叢中,很難被發現。


我們在科馬洛沃的住處有一棵高大的松樹,樹幹頂端分出樹杈。我就是在這裡釘了一塊小板子,坐在上面,又給自己做了一個彈弓,然後用彈弓朝那些冒犯我們的人射石頭。


不過這些惡毒的鄰居並不單純用他們的大喊大叫侵擾肖斯塔科維奇。他們的住處有個擴音器,這玩意從早上六點直到午夜都不消停,大搖大擺、堂而皇之地播放蘇聯廣播節目。這導致父親沒法作曲,所以我不光得用彈弓攻擊鄰居,還得攻擊他們的擴音器。有時候我能把這玩意打壞,它就會安靜一陣子。


21.


佳琳娜:


我悄聲念出那些字母⋯⋯


——Sh⋯⋯B⋯⋯M⋯⋯N⋯⋯K⋯⋯


父親伸出手指按在嘴唇上,無聲對我說:


——閉嘴!


我們在一間半明半暗的醫療辦公室。父親正在借助特殊的圖表檢查視力,而我出於在學校養成的習慣試圖幫他的忙——我為他提示字母。


這好笑的場景發生在1949年年初,在所謂的「克里姆林醫院」——一所政府醫院。我們之所以出現在此,其實還伴隨著之前一整個故事。同年三月,一大群蘇聯科學家與藝術家要前往美國,他們決定肖斯塔科維奇也要成為代表團一員。但肖斯塔科維奇一點也不喜歡這種旅行。他想要躲開這件事,還因為他第二次遭受了誹謗:所有官方會議和媒體都譴責了他整整一年(1948年2月,「中央委員會決議」下達,譴責一切「形式主義者」,肖斯塔科維奇也位列其中)。


接著史無前例的事情發生了——3月16日,斯大林親自給父親打了電話。肖斯塔科維奇一開始拒絕了出行,他說他不方便去,因為他的音樂被禁止演出了。斯大林立刻取消了禁令。但他們的對話並未止步於此。父親依舊試圖避免去美國,他說:


——我不舒服⋯⋯我病了⋯⋯


接著斯大林問:


——您在哪兒就診?


父親回答:


——普通的診所⋯⋯


他們繼續交談了下去,但這些對話並未無疾而終。我已經提過了,1948年的「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後果之一,就是我們家被剝奪了前往所謂的「克里姆林醫院」就診的權利。這是一所政府專用的全科醫院。而自從肖斯塔科維奇與斯大林交談的那天起,醫院也打來了電話:他們要求我們填寫問卷,提供照片,最重要的是,立刻全家前往醫院,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就是在這次體檢中,我試圖幫助父親完成眼科檢查。我們又被列入了「克里姆林」的病人之中。


現在我明白,之所以我們會被踢出政府醫院,是出於那些特別狂熱的小政府官員的意願,而我們之所以又被匆匆喚了回去,則是因為那位「偉大領袖」直接下達了命令。


馬克西姆:


斯大林給我父親打電話的時候,我父親、母親和我在家。父親從他的書房聽了電話,母親則用走廊的另一部電話機聽了這次對話。而我請求她把電話給我,我真的很想親耳聽聽斯大林的聲音⋯⋯我求了她,我偶然聽見了她與父親對話的零星片段。


如你所知,肖斯塔科維奇1949年還是去了美國。官方層面上,他是赴美參加全美文化與科學世界和平大會的蘇聯代表團成員之一。除了我們父親,還有許多作家、電影導演、科學家去了美國⋯⋯由於父親內斂而謙遜,他從不談論海外旅行的細節。不過代表團成員之一,作家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法捷耶夫曾經跟他的朋友提起過,這位知名作曲家在美國接受的待遇。


首先,上千名音樂家在紐約的機場迎接了肖斯塔科維奇。蘇聯代表團被媒體這樣稱呼:「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和他的隨行人員」。對美國人而言,讀我們的姓並不容易,所以他們照自己的習慣重新起了稱呼,他們簡稱父親的姓為Shosty。


他們時不時沖他大喊:「Shosty,像卡斯楊金娜一樣跳下來!」就在父親抵達美國前不久,出了一件醜聞。一個在隸屬於蘇聯代表的學校工作,叫卡斯楊金娜的俄羅斯老師,請求了政治避難。外交官試圖阻止她,他們把這女人鎖在了大使館的一個房間裡。但卡斯楊金娜弄開了窗戶,跳到了大街上。當時街上有一群美國人在等著她。


唉!1949年的肖斯塔科維奇甚至根本不敢想以卡斯楊金娜為榜樣。他很明白,若他留在西方,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其他許多親戚會面臨怎樣的命運。而我在1980年邁出了這一步。不過我的情況不一樣——我的妻子已經另外成家了,當時只有我的獨子在我身邊。勃列日涅夫政權在嗜血程度上又根本不能與斯大林相比。不過,這也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事。


法捷耶夫跟他的朋友還說過另外一件事。肖斯塔科維奇去紐約的某家藥店買阿斯匹林。他在店裡呆了不到十分鐘,出來的時候卻發現藥店的店員已經在櫥窗上掛了一塊廣告牌,上書:「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在本店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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