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1913-5.3.1913

在前面：普罗科菲耶夫的日记。普罗在日记里记述自己的感情有时就像在写别人一样，有种事不关己的冷漠与直白。他的第二钢协给我的感觉也如此，尽管裹挟着巨大的能量，但这能量是午夜汹涌的海潮，漆黑而冰冷。普罗觉得Max不需要别人，但一个厌世到了骨子里的人却还有心思在他面前装作亮丽光鲜，不在乎的话何必为了这种事把自己逼上绝路。

​​4月30日

​ 躺在餐厅的沙发上迎来朝阳（他们把这里给我布置成了床铺，我不必回房间），我沉浸在忧郁的想法中，可他们不允许我感到悲伤，为他们把卡尔诺维奇的变奏曲谱子给了我，是作者亲自送来的。我一早上都在研习它，一点钟我去了排练。很显然我开始习惯指挥了，因为之前我绝对不敢在仅仅只是粗浅地了解一部作品之后就指挥它。如今我完成了全部指挥，与乐队通读了所有的变奏，敲打了他们三个小时，还获得了切列普宁的赞赏。总的来说，我在毕业生演奏会上还算走运：我已经拿了六个节目，几乎囊括全部演出节目了。茨宾看样子没拿到任何节目，甚至在演奏会之前就已经离开。德拉尼什尼科夫拿到了一个声乐节目。这一切都令人愉快，尽管，由于一场可怕的灾祸，我没法无忧无虑地感到愉快。

回到家，弹了钢琴。我被悲伤、了无生趣的冷漠，以及冷漠之前的巨大恐惧攫住了。等到这些都过去，我开始思考为了不在家中枯坐，该怎样打发夜晚的时间。孤独导致阴暗的念头，使我感到恐慌。上帝啊，到了夏天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毕竟一切旅行计划都泡汤了，你得独自一人跟你的母亲去国外，去异域他乡。一想到这点，令人痛苦的悲伤便紧紧揪住了我，以至于我决定暂时先不去想它，尤其是在我的母亲也没提起这件事之后。

今晚我本打算去象棋俱乐部，但我想起来叶列布茨索娃-安德列耶娃今晚八点的考试。我十分开心地去了；在那儿我可能会遇到许多熟人。而且，我也想见冈察洛娃和别洛库洛娃小姐。想着这点，结果我搞错了，坐到了克林格曼旁边，他对我异常顺从。聪明的乌姆诺娃也去了考试，而她自然以一种别人根本别想靠近她的方式坐着。她远远地冲我点头。当我回到家时，她给我打了电话。令人舒心愉悦。可爱的聪明的乌姆诺娃！

5月1日

早上修订了Op.4和Op.11并把它们一并给了尤尔根森。这件事我做得过于专注，以至于不曾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到了下午我去参加了奥尔的考试，但没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没有在音乐学院里散播Max的死讯——我不希望这则消息成为音乐学院走廊上八卦闲谈的素材。回到家时，我又开始感到孤独了。卡尔涅耶夫家打电话来说，特里约基那边礼拜五有人打给他们一通电话，说在车站见到了一个戴圆顶礼帽的年轻人，看上去行迹十分诡异，结果吸引了警方的注意。由于他既不愿意透露自己姓什么，身上也没有护照，他被捕了。而有鉴于他看上去像个疯子，且十分固执地保持沉默，他在特里约基岗哨被扣了几天之后，又被送去了维堡监狱。

这则消息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个戴圆顶礼帽的年轻人，像个疯子一样盘桓在特里约基火车站，这可能就是没有勇气朝自己开枪的Max。一个半疯的人，最终锒铛入狱，再被送回彼得堡，见他那因悲伤而丢了半条命的母亲，羞耻地面对他的亲属，一场失败的自杀——啊，何等的挫败，何等的耻辱！！……这样的画面令我恐惧，若有人此刻告诉我说Max确实开枪自杀了，我会去和他握手的。然而，卡尔涅耶夫很快就又否认了这则消息。他们听说那个年轻人是金发，穿着羊毛大衣，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在礼拜五而是在礼拜三被捕的。

我冷静了下来。晚上我呆在了家里：我看了柴可夫斯基协奏曲和沙波什尼科夫的芭蕾的谱子，写我的日记。

躺在沙发上，回忆起Max，回忆起他在夏天时的模样。身材小巧，身型十分优雅，面容活泼有趣，总是那么聪明，夏季套装的纽扣孔里插着一朵黄玫瑰，他步伐轻捷干练，走路时轻微跃动，而且总是周旋于各种事务之间：他担任收银员，送剧团去临近的度假胜地，在幕后发号施令，为申领人签发柜台票。有那么一瞬间，他严肃的面容顷刻变得轻快起来，遇到麻烦的时候——会变得粗鲁，而他抛掷金钱的时候，又是如此不屑一顾。总是快活而充满生机，聪慧又富有魅力，干练而积极，完美地掌控着生意，尽情享受着——在别人眼中，他粗鲁而又非常快乐，也不需要任何人。

5月2日

十点钟我去了警局与警官伊万诺夫谈话，他负责找寻Max。通过与他的对话，我开始确信你什么也指望不了这位警探。我问他如果我去特里约基的话会否帮上忙。他回答：既然我确信Max去了特里约基，那最好是向治安官发布声明，这样也最有用。我决定明天就去。

回到家，我看了一点沙波什尼科夫，然后两点钟去了毕业生演奏会的排练。乐团设置在大厅的舞台。

沙波什尼科夫的芭蕾排练异常艰难，毫无经验的乐团学生很难理解一位天赋堪忧的作家创作的“现代”音乐的不和谐音。当我不得不把卡尔诺维奇的全部变奏过一遍时，我累得筋疲力尽。

排练结束后，奥索夫斯卡娅邀请我去她的课上。她隐隐约约听到了些传闻，而我不得不告诉她一个悲伤的故事。于是Max的死讯成为了音乐学院的资产。切列普宁和我听了巴伊的演奏，在柴可夫斯基协奏曲演奏的数个细节上达成了一致。巴伊演奏得很完美。

回到家后，我再次陷入忧郁；焦虑缠住了我，我担忧着未来。这种感觉在我外出去往卡尔涅耶夫家时才消退。我答应了晚上会去他们家。两个女孩都甜美可人。他们聊了很多有关Max的事。我回忆起了夏天和矿水城，兴致勃勃地细数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我给她们读了我们一月去克里米亚的旅行日记。她们很喜欢。我让左娅明天跟我一起去特里约基，她几乎就同意了。我不想一个人去，我也想带上卡秋莎·施密特霍夫一起，但我不知道方不方便。

我安下心来回到家中，为这个夜晚感到满足。

5月3日

我八点起了床，准备好了去特里约基。左娅打电话来说她母亲不舒服，她没办法去了。我非常烦躁，因为我不想独自一人过去，但我还是打起精神然后出发了。我在快运火车发车时准点抵达，进入车厢，碰上了乔治·扎哈罗夫，他也要去特里约基。这场见面令我很高兴，我们愉快地对谈，很快就抵达了特里约基。乔治邀请我与他一同用餐，我高兴地同意了。我很喜欢扎哈罗夫的乡间宅邸；去年夏天我去卡尔涅耶夫那里呆了一天，和鲍里斯吵了一架之后，我去了扎哈罗夫的宅邸。哪怕只呆了十分钟，仅仅看着这栋房子我都会感到慰藉。

于是我从特里约基火车站去了枪支商店，询问上个礼拜五是否有人买了一把左轮枪。我把Max的肖像传给了店里所有店员看，但他们什么也想不起来。之后我又回了火车站去售票处问是否有人在周五买了一张去维堡的，或者去北边的一等座票。他们相当肯定地告诉我说他们只卖了二等座，没有一等座的票。我去问了治安官，对他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尤其坚持要求搜查特里约基附近。治安官很细心，显然对这起事件感兴趣，他拿了照片，吩咐复制照片，分发给附近的警局。他留了我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写了满满一张纸，并向我保证如有发现必定通知我，然后让我走了。

之后我去了扎哈罗夫处用晚餐。他招待了我一大堆少见的新鲜又美味的乡间菜肴。因为想要走去海边，我错过了两趟火车，之后我与乔治道别，然后去了车站。尽管北国春光贫瘠，天气依然温暖宜人，大自然令人愉快。当我走过森林时，我感到了光，经历了自上周起所有感情风暴的我的灵魂得到平息。要步上一段漫长的旅程令我感到孤单。

在一等车厢内睡了一觉之后，我想起乌姆诺娃在库奥卡拉，我坐上一辆出租车，然后前往音乐学院。在那儿我遇到了莫兹耶科夫娜。我向她介绍了自己，告诉她说切列普宁本人没办法来，就请我和她一起去演奏会（看上去很重要），然后我们翘掉了一堂课。这堂课的内容是协调节奏与意愿，名曰“合唱”。

卡尔涅耶夫家打了电话来，让我去一起散步，或者去电影院。一开始我回绝了，因为我很累，但之后我还是去了，并和左娅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莉达和她未来的未婚夫，一个二等海校在一起。我们散了步，然后去看了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