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апреля 1925

肖斯塔科维奇痛苦地忍受着他们如今的这种关系。1925年4月5日，他写了一封典型的肖斯塔科维奇式的长信，信中有大量的内心剖白，而写信的原因乍一看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瓦列里昂没有在德米特里期盼着他的时候准时出现（不过根据信里的描述，对方迟到了相当久）。从这封信里能读出焦虑伴随着沮丧的情绪，能看到写信人与瓦列里昂以及他人之间关系的裂痕，以及他私人生活的种种——这一切都被描述得极其生动——似乎德米特里并不单纯只是想要通过信件向一个朋友说明现状，他对话的对象还有自己。

信中能够听到这种对收信人带有讽刺与轻蔑的称呼：“红色评论家”。德米特里写信称他感到有些灰心丧气，接着他又立刻纠正道：不是有些灰心丧气，而是非常沮丧，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因为按照他的看法，他没有感到被冒犯的权力，他对朋友的感受也总是非常温暖的。但近两三个月以来，他一直在避免独处，阴暗的涉性的想法于他的脑海蔓延。为此他计划了自己一天的行程。这是他今天具体做的事情：他早上11点起床，喝了茶，然后去了弗拉基米尔（显然，指的是库尔察沃夫）那里，尽可能久地在那里逗留。5点回家，吃了午餐，消化了食物，然后开始等V.M.。他在信里写道，等人不是什么好事，但徒劳地等待更是加倍糟糕。当然，现在已经是春天了，瓦列里昂就像春天里的一只猫，这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何没有现身，为此德米特里并不生他朋友的气。可现在已经晚上9点半了，再过三个小时就要上床睡觉，而他，德米特里，不得不就这么呆在家里。如果不是因为等人，他晚上本可以去室内乐朋友俱乐部，然后聆听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曲。接着他声称他对所有人都非常嫉妒。至于原因——他说不清楚。但他强烈嫉妒着波格丹诺夫-别列佐夫斯基，还有米沙·科瓦德利，廖夫什卡（奥博林），L.V.尼古拉耶夫，以及奥佛尧思奇（施坦因伯格）。对最后一人他还讽刺性地评论：创作出了继普罗米修斯之后首部最伟大的音乐的作家。他嫉妒所有人（他还强调了三遍，“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这种表述非常具有他的个人特征）。他嫉妒他们，因为这些人生来便被赋予了巨大的欢乐，这些人全都非常幸福，他们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点，而这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他回忆道，自打他记事以来，唯一一次他感到幸福，是在他大概十五岁的时候。更准确地说，那一次是他觉得他感到幸福，但他究竟是真的幸福，抑或只是表面上如此——他也不知道。哪怕现在，有时候他看上去是开心的，那也只是看上去而已——这也是他非常害怕孤独的原因。

接着肖斯塔科维奇向波格丹诺夫-别列佐夫斯基提到他决定去莫斯科，无论如何都要去。在解释动机的时候，他试着去理解自己对一般人和与自己专业相同的同志们的态度，试着去定义、思考他身处志同道合者当中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他决定离开的原因。按照肖斯塔科维奇的描述，他知道自己在莫斯科会孤单，但莫斯科的音乐生活很吸引他，哪怕莫斯科的音乐家和列宁格勒的音乐家一样坏。如果他留在列宁格勒，他担心自己会和当地音乐家走得太近——仅就音乐领域而言。如果在莫斯科，他就不必为此担心了，因为他也不打算和那里的音乐家建立任何联系，只打算和他们保持工作上的往来。他很确信他在莫斯科有很多工作要做，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时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对奥佛尧思奇负责。至于为什么要去莫斯科而非别的地方，比如埃里温，原因如下：他可以先在莫斯科呆一年再去埃里温，但他得先确保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而让他下定决心去莫斯科的人不是科瓦德利，不是米亚斯科夫斯基，不是格里文科，也不是别人，而是雅沃尔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写信说他希望和雅沃尔斯基在音乐领域“深入交流”三到四个月，之后他就能去别处了。但他再也不想回列宁格勒，因为他和列宁格勒音乐家的关系好过了头。当然，他并不打算和他们交恶，只打算和他们公事公办。他还解释说：原则上说，他可以爱作为一个人的施坦因伯格（奥佛尧思奇），但他想和作为音乐家的对方保持官方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不想和任何有音乐背景的人交朋友。他还重申：他只和人做朋友，而不是和音乐家做朋友。

信写到此处戛然而止：肖斯塔科维奇宣布他将于此处搁笔，因为波格丹诺夫-别列佐夫斯基到了。等他再一次陷入孤独，不得不从孤独中逃离之时，他会继续完成这封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