Судьба,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играет чело.

写在前面：肖斯塔科维奇寄给索列尔金斯基的信。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能在推特上看到有俄国人在哈哈哈这封信。可谓肖斯塔科维奇书信文学中的经典篇章了。​​

　　出处：《肖斯塔科维奇致И.И.索列尔金斯基的信》，48页至51页。

　　1929年8月7日，季霍列茨克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常言道造化弄人。我有可能想得到，有朝一日我会身处季霍列茨克[1]吗？不，我始料未及。但我如今已经在这个（……）了！至于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我将与你徐徐道来。8月3日，我在皮亚季戈尔斯克，从“乌克兰航空协会”[2]买了一张8月6日起飞的机票。我花了54卢布，然后就可以吹嘘我飞过了。飞机原本计划凌晨3点从矿水城起飞。我搭乘最后一班火车来到了矿水城。凌晨2点我从火车站赶去了机场。四下一片漆黑。有狗气势汹汹地抓我的小腿肚。我吓坏了，就又回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一个正在执勤的红军战士与我进行了一段非常友好的对话。我问他，我要怎样才能去到机场。他在得知我要去乘飞机之后，建议我等到早上四、五点再出发，那个时候天稍微亮点。“他们不会让你在大半夜进去的。谁敢靠近那里百步之内，都会吃枪子”！！！我被吓着了，就打了个电话过去。对面回复说，飞机会在早上6点到7点起飞——所以不是3点。于是我一秒钟也没合眼，就这么一直等到黎明然后去了机场，同时在心里深深担忧我恐怕要为此折寿。我到了机场。机场空无一人。没有哨岗，没有巡夜人，什么人都没有。只有两架飞机。在等待了2～3小时后，来了一个人。我上前询问。“大概8点到9点会起飞。”——所以不是3点。我只好等。接着来了一位非常英俊的站长。在与我道了早安之后，他问我：“您就是那个要飞去索契的旅客吗？”我回答说不是，我是要去莫斯科的。“去莫斯科，”他一声惊呼，显然是真的很惊讶。“要去莫斯科的话，倒是有个机会。”说到这里，他用他的自动笔挠了挠后脑勺，结果不知怎么把笔弄得有些脏。见我一头雾水的样子，他解释道。“您看，”他说，“我批准的其实是出售一张飞索契的票，可结果卖给您的是飞莫斯科的。”我：“那我该怎么办？”“我们这么办，您飞去季霍列茨克，到了那儿以后，古谢夫同志会安排的。”“古谢夫同志是谁？”“是季霍列茨克站的主任。我会给他写个条子。”他写了一张字条，然后我就准时在11点（所以不是3点）起飞了。我没有晕机，也没有感到颠簸。我感到一切都好，但我困得眼皮直打架。我飞到了季霍列茨克。我到的时候，古谢夫同志人不在。于是我从机场离开，去了市里。在酷烈的阳光下，我徒步穿越干草地，走了五俄里。在这之后我又回了机场，然后把字条交给了古谢夫同志。他读了字条，和蔼地笑着说：“您今晚得在季霍列茨克过夜，明早5点，您就能搭上飞机了。”我：“真的能起飞吗？”他：“哦，我都这么说了，那就有可能。毕竟，如果我不确定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说。”我向他道了歉，又振作起精神来。就在这时，一架来自莫斯科的飞机载着三名要去索契的旅客降落在这里。由于时间已晚，飞机没有再继续航行，于是这几位乘客也得在季霍列茨克过夜。古谢夫同志帮我们安排了过夜的事宜。他帮我和另一个人叫了一个姓莫罗兹的马车夫，又给另外两人叫了一个姓奥斯瓦尔德（奥西·奥斯瓦尔德[3]的亲戚）的马车夫。晚上我们睡在一起。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机场。接下来我就长话短说了。飞机上没有座位。古谢夫同志向我提议搭乘火车，花销则由“乌克兰航空协会”负责，因为我已经根本没可能坐飞机离开了。我答应了。左右都是死路一条。我们去了火车站，古谢夫同志给了我29卢布10戈比，然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站长。他许诺一切事情都包在他身上。只要有座位，我就可以走。这倒是实话。现在是11点，火车下午5点出发。所以我还要等6小时。我老老实实坐下，然后我鼓起勇气起身去洗手间（……），但当我抵达目的地入口时，一个专横跋扈的声音喝住了我：“上哪儿去！”我：“上洗手间，小便。”“不准去！”我又回去了。见我一脸困惑的表情，看守的人缓和了语气，告诉我厕所坏了。“这话并不会让我觉得好受些。”——正如有人告诉Н.А.马尔科感染梅毒并非耻辱，只是一种不幸时，他调侃的那般。等我写完这封信，我就要去找个厕所。我离开季霍列茨克的希望渺茫。我担惊受怕，真的已经在哭了。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别告诉妈妈我在季霍列茨克。我会亲自写信给她。我会告诉她，由于这座城市美得摄人心魄，我就下了飞机，决定在这儿呆两天以欣赏它的如画美景。如果你相信上帝，就祈祷我有朝一日能离开季霍列茨克吧。我太害怕了。要是没有票可怎么办。我又得回去见那个马车夫。那真是噩梦。

　　你过得好不好？我过得很糟。如果我能回到列宁格勒，我肯定会坐下好好写两封投诉信，控诉“乌克兰航空协会”对我的虐待。一封信寄给苏维埃乌克兰工农检察人民委员的投诉办公室，一封寄给“乌克兰航空协会”委员会。你要帮我写这些投诉信。因为我所受的戏弄简直史无前例。这些事把我搅得心烦意乱，以至于我不由自主地想写下这种话：“一个肿块跳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巴依老爷的鼻子下面[4]。”我这样辛苦地四处辗转，形成拖延，都要怪这个罪恶的，我得说是粗心又马虎的“乌克兰航空协会”的（……）！我想睡觉。我三天只睡了四个小时。我想吃饭，但当我看到季霍列茨克招待的罗宋汤里，已经饱餐一顿的蟑螂正畅游其中时，恐惧攫住了我的神经。只得老实坐回去。整个车站挤满了想要离开的乘客。但他们走不了。因为没有票！没有！他们晚上在车站过夜，就这也没有放弃希望。我也不会放弃希望的。太糟糕了。我无能为力，唯有哭泣。一个眼神古怪的女孩（七、八岁）拿一根小树枝戳我，然后发出了极富感染力的笑声。她和她妈妈只在这儿等了五天。希望能在五个小时后离开。

　　就这样吧。你一旦收到这封信，就赶紧去找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采取措施帮我离开季霍列茨克。你可以写信寄到这个地址给我：“季霍列茨克，邮件寄存。”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哪个省或者哪个地区。行动起来。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我请求你。我现在真的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热烈地吻你。你的Д.肖斯塔科维奇

　　信中的“（……）”为书信编辑认为不宜阅读故而隐去的内容。

　　[1]季霍列茨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区域。

　　[2]乌克兰航空公司，成立于1923年。

　　[3]显然这里是在拿奥斯瓦尔德·奥西的名字打趣。奥斯瓦尔德·奥西（1897-1948），德国电影演员。

　　[4]这句话引用自果戈里的两部作品，前半部分是《钦差大臣》中市长的台词的复述，第二部分则出自《狂人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您知道阿尔及利亚的巴依老爷的鼻子正下方有一个肿块吗？”